2014年4月11日，兰州发生自来水苯含量超标事件，检测出苯超标的是水务集团一厂到二厂之间一条三公里的自流沟，其中有近一公里就在贾家堡村的土地下面。兰州市自来水供应恢复正常后，贾家堡和邻近牟家堡的95户村民接到了政府的限时搬离通知，要求3天内搬离“厂中村”。而这正是多年来村民梦寐以求的事儿。（4月20日《新京报》）

　　多年逃离“厂中村”的梦想，终于因苯污染事件的爆发而得以实现。虽然对搬迁村民来说，三天之内就要搬离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免不了要混杂一些乡愁纠葛，但相对生命健康权来说，这或许又显得微不足道。而村民搬离“厂中村”的直接理由，竟是“便于更换自流沟的老旧水管”，又让人五味杂陈。

　　从逻辑上讲，村民居于“厂中村”，经年遭受污染，时时提防爆炸，若要搬离，环境风险自然是最合理、最直接的考量基点。这也正是村民多次通过上访等途径要求搬迁所持有的理由。但吊诡的是，村民搬迁愿望的实现，却并非循此路径，而是基于偶发性的“更换自流沟的老旧水管”，这种相机处置式的公共治理模式，虽然从结果来看同样达到了某种正义效能，但显然偏离了正常的、制度化的公共治理逻辑，仅具有个案价值，复制性不强。

　　环境污染治理，村民维权，本有一条内在的、基于法理的治理链条。譬如，根据相关环境保护法规，企业投建之初，信息公开、环评听证、治污设施的规划等都应一应俱全；生产过程中，若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理应限期治理，企业有责任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直至停产搬迁。

　　对村民来讲，为避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亦有不受污染的权利，而这其中，也内嵌着为远离污染而行使的自由迁徙权。但细检所有相关报道，我们并没有看到，当地政府对几家严重污染企业采取过何种积极措施；村民屡次申请搬迁，甚至不惜以上访的方式，也都均未能成行。而今，一个“更换自流沟的老旧水管”的“机缘”，代偿了制度化的治理逻辑，让人唏嘘。

　　这种悖逆程序、相机处置式的公共治理困境，在此次事件中，还体现在对九十几套经济适用房的分配使用上。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经济适用房是“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对其供应对象，需要考量的是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很难说，需要搬迁的95户居民，真正有多少家符合经适房的使用条件。而且，从程序上看，经济适用房供应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被安排进经适房的村民，短短几天之内，显然也走不完这套程序。由此而言，西固区政府要求搬迁住户进住经适房，并不合规，甚至涉嫌违法。

　　质言之，村民“因污得福”，所凭借的完全是地方“打补丁”式的应急治理思路，而非一套基于法理与契约的制度化公共治理思维。由于这种治理思维的不自洽性，它始终难以提供稳定预期与保障。村民“因污得福”，也随时可能重返“因污得祸”，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也未可知。这也正契合了黄仁宇“数目字管理”的核心观点：“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有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的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村民“因污得福”，结果虽然正义，但掩盖不了实用主义公共治理逻辑下的程序不正义。这样的治理逻辑本质上是功利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个契约社会，唯有遵循一套有序理性的公共治理逻辑，个体的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从来无需恩赐式的“因污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