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报告还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城镇化战略背后，涵盖了广泛的改革和发展领域，例如户籍制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土地问题和就业问题等。近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主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与转型――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多位关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学者就中国城镇化风险、如何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镇、如何切实保障农民权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报特别予以呈现。

　　党国英：城镇化需要建立真正的“市民社会”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难，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中国问题最难的是，市民化的社会是不是有稳固的根基。我们的确要面对建立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的重大难题。

　　农民工进城后，我们常听到的困难有三方面：一是所谓文化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虚假命题。“文化”这个概念很笼统。在习俗层面上，农民和现有城市普通居民不会有大的差异，有差异的地方也不难改变。至于对体制的认同，进城农民当然与过着精致生活的城市富贵们不同，而与普通市民也不会有太大差异。

　　二是住房问题。从山东德州、江苏镇江等地的经验看，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是政府不要过于追求速度。这些地方的经验还表明，即使是普通农民，如果有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住独栋房屋，且拥有现代配套基础设施，也不是什么难事。大城市房价下降后，一部分高端务工者也可以在大城市定居。

　　三是社会保障问题。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养老、医保）正在普及，目前要解决的是“接轨”问题。因为我国城市普通居民（特别是无稳定职业的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也不高，所以，先进行低水平的“接轨”并不难，一些地方已经做得不错。

　　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包括新兴城市）定居的真正困难是劳资关系问题，而这也是城市普通原住民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基本问题。劳资关系问题导致劳动者工资水平低，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一般劳动者要转变为中产阶层就丧失了基础。

　　对城市化要有更广远的视野。举凡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中产阶层崛起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相伴随，城市化就不会伴有社会稳定。考察近代史，可将拥有独栋房产（或等价的城市核心区公寓）、低于20%的恩格尔系数以及对健康社会秩序的认同，看作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要把农民工进城定居和城市化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放在这个大背景下认识。

　　通过合理规划和适度开发独栋住宅，其实有利于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定居问题。目前一部分较为富裕的农村居民在脱离农业后不愿到城市定居，与无力购买城市稀有的独栋房屋有关。如果有土地规划管理方面的改革，增大城市独栋房屋供应，将有利于他们进城定居，并盘活他们在农村的房产。城市独栋房屋供应增加后，市民的住房满足一步到位，有可能降低城市居民对多套楼房的需求，从而降低城市住房需求，进而拉低房价，有利于一般进城务工家庭在城市定居。当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多种配套改革。

　　汪玉凯：城镇化最大风险是盲目造城

　　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风险就是人为的、盲目的造城运动。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曾经对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研究报告，他们说，按照中国地方城市发展战略，中国有5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到2025年，中国还要修50亿平方米的道路，大概要建500万座各种楼宇，还要建5万座摩天大楼。所以人为的造城运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要建这么多的国际大都市，使圈地运动愈演愈烈，和农民的冲突就越来越严重，这是人为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千城一面”，没有历史文化个性，把好多历史遗迹都给破坏了，都穿上了洋马褂，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为什么出现人为的造城呢？我觉得从本质上讲，主要是病态的公共治理逻辑使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很多官员动不动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动不动都要大手笔、大战略、大思路，这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关。二是城市的市长、书记像走马灯似的换，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格局，导致城市发展缺乏连续性、长期性，一个人上去可能就改变过去的许多做法。三是我们公众、城市老百姓对（一些地方）政府这种病态的公共治理模式，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经常会出现劳民伤财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