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建设，其核心是“农村”，其修饰语是“新”，其落脚点在“建设”。但所谓“农村建设”之“新”，“新”在哪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作为“五位一体”的关系，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村建设应指向乡村复兴

　　社会历史变迁规律上的“新”，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东西，历史上，抛弃一切“旧”的“新”事物从未长时期地存活过，倒是继承一些传统乡村基因、又旨在解决现实之需求的发展趋势，却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特点。也就是说，村建设的本质规定性，取决于其“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内因”是根据，它存在于有千百年持续生命力的传统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中;而“外因”是条件，除了国家工业化剩余的财力用于乡村建设之外，还有基于目前过度城市化和全球农业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向往乡村生活和食品安全消费的社会潮流。

　　因此，村建设并非形式或本质上的诸种城市化表现，抛弃和违背了乡村传统生命力的标准化、单一化、市场化、规模化等做法，不但解决不了城乡“张力”所产生的问题，反而会滋生或加剧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更多疾患。一般条件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村建设，其道路只能、必须、也应该指向乡村复兴。而所谓乡村复兴，是中国乡村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传统向现代转型历程之后，相对于历史悠远的传统乡村而形成的、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取向。复兴是乡村传统性智慧在现时过度城市化形势下的重新阐发和发明，是对乡村乃至民族生命之根的重新发现、发扬和创造，也是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和而不同”的“合和”之道的自觉践行。就历史变迁来看，去掉了“根”的乡村建设缺乏所处之源由;就现实空间来看，与城市趋同的乡村则缺乏存在之凭依。

　　正如多年来由知识分子参与的乡村建设行动，除了开展寻找生命之根的行动，以乡村朝话、饭话和夜话等形式，感觉天地、田野、建筑、人文、生活等而通达至心灵和理性之外，还在基层干部的主导下，通过与农民精英和积极分子相结合的办法，发动组建老年人协会、村庄文艺队等，以秧歌、腰鼓、盘鼓、传统太极和地方戏曲等多种弘扬乡土传统文化方式，恢复和重建这种乡村由来已久的公共生活空间。这是传统乡村“复兴”要义之一。另一方要义在于它是在城乡“张力”之中自觉疏导城市化问题的“合和”行动，其新内涵是动员组织各种人才投入到适合于后工业时代的新型乡村建设试验中去，它是集农民合作经济、乡村休闲旅游业、生态民居工程、城乡互助型有机农业、乡土性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性试验。

　　发现乡村“传统基因”的生命力

　　乡村复兴欲存活于当代，其任务和内容取决于当代精神的需要。对传统农耕社会系统被支解的忧虑不是来自于形而上的“乡恋乡愁”之情感，而是来自于解脱过度城市化危机的现实需要。当代乡村复兴的任务，首先是要汲取祖先智慧。

　　农村地区饱含祖先智慧的历史遗迹和传统，那些乡土建筑、聚落文化、民间戏曲、传统的手工艺技术和农耕技术，难道只意味着过往辉煌的残余吗?而日渐式微的道德自觉自治、实物互换经济、宗法秩序维持、民间纠纷调解……，在今日公共服务成本愈来愈高昂的情况下，是否有条件得以激活和再生，从而成为国家和政府代理乡村公共服务的补充或者替代形态?以2011年的碧山丰年庆为例，其主体展览《互助?传承》，正是对来自传统农业社会互助自治、政治经济建筑文化作为一个相辅相成体系的初步呈现。此外，《百工》展览厅还将各种具有本地特色的民间传统手艺、工艺和创作，以及创作它们的民间匠人、艺人和民间艺术家，发掘出来。至于手工艺市集的庙会展现，则是活生生的农村生活用品盛会和社会交往方式。这些承载着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别样生产和生活方式信息的物或人，虽然有的已经鲜为人知或正在消逝，但仍然承载着与乡村地理风物资源自洽共处的、多样的、本土的风格。

　　显然，有别于工业文明生产生活的乡土文明样式，在工业文明的上升和鼎盛时期，是那样的老套、落伍和不合时宜;但在工业文明晚期和生态文明初期，传统农业文明样式在遭遇困境的当下，又得到了重新解读的生命力。当乡村乃至整个社会面临诸多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祖先的智慧，以反省我们虽短时期形成却相当固化的工业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从而形成影响今日经济政治模式的可能性。当代中国农村和整个社会重建需要祖先的智慧做参照。漫长岁月积累下来的祖先智慧，“决不像一件旧衣那样可以脱掉和抛弃，它是一种现实的力量，规定着一个民族今后行为的速度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