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涉及到政策和土地上的障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与承包法之间有冲突，前者不准在农田上种果树挖鱼塘，更不准栽花卉苗木。而土地承包法则给予农民任意栽种的自主权。但目前农田保护法的声音强于承包法，政府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方面则难展拳脚。我们搞水果，严格意义上讲是该挨处分的。养殖业现在全部是租地，面临两个问题：要么都是基本农田、找不到地建；要么是租地确不了权、修圈投入没有保障，贷不了款。

　　三是聚居点建设。这次修成安渝高速，农民拆了房子找不到地方建，我们要求集中建，必然要在基本农田上建房，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另外农民搬迁到聚居点的积极性不高：住房好的本身改造量很小，不愿搬；房子差的则因政府补贴太少、刺激不了搬迁修建。

　　机制建设方面，除了土地流转市场有待规范完善外，专业合作组织还有待加强。目前专合社只起到了组织生产的作用，应对市场的能力在我看来还很差。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通过龙头企业来与市场对接；二则是建立专合社联合制，将同一个产业同一个门类同一个品种的合作社组织起来进入市场，从加工、物流这些方面进行整合筹划，提高抗风险能力。

　　四川省农工委处长

　　雷俊忠

　　政府明责促引导，“成片推进”得出四点启示

　　市州县各级党委政府明确责任是村建设的保障，政府承担引导作用，同时纳入政绩考核机制来促进执政者积极性。在不破坏耕地、不把耕地变为建筑用地的情况下，农业可以尝试改变结构，引入高效益的种植项目，使农民的钱包鼓起来。在政策方面，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地方应该改善。

　　我觉得可以从“成片推进”中得到四点启示。一是主导产业与新村建设同步推进是关键。主导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改善居住环境，注重一三产业互动。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村建设的基础。基础设施包括生产性如道路水利、生活性如周围环境两方面设施的改善，提升农村文明成都。三是加大投入是根本。没有投入则一事无成，没有投入则不可能有成都的五朵金花，以财政投入为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四是调动主体的积极性，明确村建设的主体力量。通过龙头企业和专合组织带动现代农业建设、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目前全省专合组织有两万五千多个，发挥了村建设的主力军作用，为农服务、教农学技、带农入市、助农增收，虽然它们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成绩是值得肯定的。

　　绵阳五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

　　张修俊

　　农村保险机制缺失，阻碍农业企业发展

　　对农业企业来说，农民务工的保险是个难题。如果农民务工时中暑或生病了，企业该承担何种责任？我咨询过很多保险公司，农村很多都是老弱病残，五六十岁，年龄过了保险覆盖对象。我遇到过一个风险很大的事：头一天和一个农民谈好了给我去买竹竿，上午去结果下午死在竹林里。他在我这里务工，没有保险，企业要承担全部责任吗？不是我不愿意给他买保险，而是没有途径可以买，农村没有工伤这个概念。再者在延平这种比较偏远的地区，农民没有保险意识，觉得买保险是咒他生病，宁愿你把保险费直接换成现金给他。

　　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同业公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教授

　　卿成

　　农工嫁接值得探索，农民资源要盘活，农村工作要细做

　　蛟龙工业港利用成都的市场需求，把工业引进农村，用工业改变农村，实现产业集聚。这条路值得探索。我国最终要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要发展国民经济，工业就会逐步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工业要发展壮大，它到哪里用地？过去政府的做法是把农村的土地收入拿到城市搞工业园区。蛟龙港模式把农民的地集中起来，将农民与工业嫁接，这是不同于以往政府主导的新路子，农民用土地入股，农民变股民。这种做法将国家工业化中的土地需求与农民集体用地有机结合，是一个新的开头，也许能促进以后土地法的修改。

　　杨教授提到如何解决农民退出农村的机制。要把农民变为市民，就要把农民的宅基地房子、土地流转的政策弄活。农民在城市里工作了一二十年还是叫农民工，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长大、不知道农村什么样、对农村没有感情却仍然属于农民。没有办法搞活手上的资源，他们就不愿意退出农村。年轻劳动力不回农村，却又不能名正言顺地留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