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建设不要“锦上添花”，我们需要“雪中送炭”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人员有企业家、学者和政府一线的分管官员，该讲讲真话。我们有些做调研报告的工作者，常常连农村有多少人、多少粮食、多少头猪、多少土地都不清楚，没法研究。

　　“社会主义村”的提法自上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在二十世纪初城乡差距、区域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十一五”规划重提“村建设”，得到大家的响应。我省的工业本来就处于中级阶段，发展带动能力不足，在最初的探索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自2009年提出“成片发展”模式后，农村由单个村孤军奋战变为连片带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了规模和集聚效应。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选择的50个片是原本基础就比较好的试点，它们本身就有一些工业产业底子，所做的是“锦上添花”。村建设还应做到“雪中送炭”，帮助更多的贫困县市发展。同时还要因地制宜，规模不一定越集中越好，土地流转要以方便生活生产为原则。

　　成都蛟龙工业港董事长

　　黄玉蛟

　　村建设离不开产业的支撑

　　村建设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只有依靠产业的带动，农民才能获得比自己种庄稼更高的收益。比如说现代农业，一个大户承包一片土地，除了能获得相当于以前全年务农的土地租金收益外，还能外出务工或者被大户聘去务农，同时获得两份收益。

　　以前农民春种秋收时下地种庄稼，闲下来就打麻将。有一句笑话说，过道秦岭就能听到四川的麻将声。但说心里话，农民不打麻将又能做什么？但这样怎么能富裕？村建设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怎么去做、怎么能成模式？

　　我是做工业的，蛟龙港四平方公里土地，六千多农民。在座各位有时间可以到蛟龙港去看，一定会感受到村的存在以及它的质变。以前农民种庄稼，现在到工厂上班了；以前破破烂烂的村景被柏油马路、现代高楼、社区服务设施所取代；以前农闲打麻将，现在港民下班后可以到西部最大最漂亮、设施环境一流的蛟龙港电影城看电影。这些改变都有赖于村的产业化进程。农业工业都必须建立在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上，才能完成“新”的使命。我的强烈感受是产业最重要，地方的发展、国家富强都依靠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在看了蛟龙港后联想到小岗村。三十年前小岗村敢把土地分下去，确实是冒大不韪。但是今天土地如果继续一家一户的种，工业的发展、成片的产业是无法实施的。蛟龙港作为一个试验田，又冒着大不韪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这次是为了解决发展、解决钱的问题。现在，我们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又建起了工业总部，有创意、研发、设计和办公中心，还包括社区配套、购物中心、电影城等。这与刘奇葆书记的“两化联动”不谋而合。没有人口居住、购物，不叫新型城镇化；落后产能、到处冒烟、污水横流的工厂不叫新型工业化。污水治理、环境打造，有最现代的服务业，并进行产业升级，城镇像城市一样，工业园区像公园一样。这最终能带来税收的增加、社会的和谐、产业的集聚，是与时俱进的发展。我相信十年后很多工业园区提倡的会是现代服务业。因为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已经不再是高烟囱、大污染、高耗能。今天我们蛟龙港已经在尝试产业转移，创意、研发、设计、办公和现代服务业进来，工业逐渐退出，我们又走在了时代前列。

　　樊市长刚才问到，蛟龙工业港集体建设用地，没有产权，企业融资怎么办？我说，企业根本没有拿钱来买土地，钱就仍在他们兜里。比如说以前拿两百万买地，然后又向银行贷两百万；现在根本就不用买地，土地流转可以办理转移登记，两百万在自己包里。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杨明洪

　　赋予农民财产权利，建立弹性退农机制

　　村建设最首要问题是先完善基础设施，产业才可能进来，农民回乡居住才有可能。

　　到目前为止中央的八个一号文件，加起来共有七八万字，如果真正贯彻实施了，我国的村会比欧美农村还漂亮。但农村究竟是个什么样儿，他们不清楚。文件内容落实最好的就是公路两边的房子，用石灰给涂了，就叫做村，表明是在贯彻中央文件。

　　从四川层面来看，“成片推动”只能说在有些地方如此。村建设在我省分三种情况，第一是灾后重建的地方，第二是成都市，第三是成都市以外的地区。这三类地区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灾后重建地区依靠强大的灾后重建金和18省援助，在村庄建设、道路建设等方面的确走了前列。但关键问题是别人重建时只管道路桥梁水电房子，农民的生活来源没有解决，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出现返贫现象。这里一种情况是村民迁移，因为没有成员权而分不到所住地的耕地。第二种情况是，村民没有离开原来的土地，但大部分耕地被毁，重建后资源就更少了。第三种情况是建房时政府只进行部分补贴，并且要求农民在短时间内建完。农民找亲戚朋友到处借款，背着利息背着债，贫困就这么来了。

　　在灾后重建地区还冒出一个新问题：村综合体建设。主要是在清平重大泥石流的情况下，省委省政府拿了大笔钱进行包干建设。因为第一次震后重建已经把农民的钱花光了，所以这第二次第三次受灾只有靠政府大力出资。村综合体的特征是综合性社区建设，包括基础设施、房屋、公共设施、产业建设等，它也属于成片推进，只是面积范围比较小。这里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援建单位基本已经撤走，钱从何而来？这种政府包干的成片推进是种好形式，但得取决于国家财力。

　　第二点是成都的村建设，它是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做的。这种做法的目的不是用农村来支持城市发展，更多的是考虑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工业创造的价值怎么反哺农村支持农村发展。成都市的发展的确达到了这样一个能量级，有足够的财力和辐射能力来带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需要花更多的钱去促进农村的发展，而不是说从农村挖更多的钱来促进城市发展。

　　成都市虽然还处在村建设的过程中，但已经找到了适合的模式，做得很好。成都第一阶段从“三个集中”开始。然后搞城乡“六个一体化”，注重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城乡对接。在第三阶段，到了最核心的问题，怎么赋予农民跟城市人同样的权利。权利既包括政治上的权利，更多的还是赋予他们财产上的权利。我觉得李春城说得好，一群农民和一群城市人，他们生下来后在财产权上就不具备平等性。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没有办法在市场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可悲的。蛟龙港的做法实际上是赋予了农民在土地上的财产权利。成都市在统筹城乡的第三阶段，就努力实现农民的财产权。让他们可以把手里的资源变为经济价值，可以变为建设村的物质基础。地震以前土地整理的增减挂钩只能在县级范围调节使用，地震后在全市一二三圈层都可以调节使用。设想一下，我把我的宅基地两亩合并起来，一亩修房，一亩变为耕地。耕地可以调节使用到城市建设中去，从2010年起15万一亩，今年18万一亩，建房的钱就有了。成都的耕地保护基金，农民可以种地，政府每亩补贴相应的钱。这些措施让农民能得到实惠，成都有实力来做村建设。“成片推进”在成都市是最成气候、最具气势的。灾后重建依靠灾后重建金和18省援建，因祸得福，在其他地方不具现实性。

　　那么在其他城市是否可以推广成都经验？经济中心集聚扩散不是无条件的。这需要它的生产要素、各方面的渠道要通畅。这种做法拿到全省推广的话，中央不愿意，风险也太大。但在大中城市是不是可以成片推广？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李春城说保护耕地，必须在一个动态里把握：第一是规划，规划在农田里就不能动；第二要有市场支持手段，不然耕地都荒着，即使农产品价格再涨还是没有人愿意做、供给仍然不足，就是因为原来的政策怕耕地丧失，放不开。需要市场的支持手段让耕地处在高效的运行中。成都市相对于其他同等城市舒适度高，因为它的物价相对低，这是因为成都平原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吗？不是这么简单。成都市除了开发商圈了的地，农民的地都没有荒芜。但出了成都稍远一点就可以看到荒芜的地。所以我觉得，统筹城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点很重要。

　　第三种村建设，在成都和灾区以外的其他地方。像南部来说，县城看起来很漂亮，但到五六里外去看，还是茅草屋或遮不了风避不了雨的土坯瓦房。去年我到离南部县城不远的定水镇去看，那里的农村全是老头老太太，进村连一条路都没有。这叫什么社会主义村？这些村里有可能搞了一些蚕桑基地、养猪基地，但都是星星点点，不具成片性，谈不上典型。所以这些地方的村建设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最主要的是基础设施还没解决。首先是道路。出行难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一下雨就没有办法出村。打工的挣了钱买了车，开不回村，只有把车停在乡里，然后走回去。农村里剩下的是老弱病残，运输能力非常有限，农产品运输费用比卖价还高。第二则是看病问题。但在推广中由于乡镇经办人员素质不高，农民得不到真正的实惠。

　　总体上来讲，村建设还急需解决的是，怎么建立农民从农村退出的弹性机制。比如我们老家农村有二三十栋别墅空着，挣钱回来的人花几十万修了好房子，但住一段时间后又觉得农村生活确实枯燥无味，别墅便空下来养鸡养猪，人搬回城里。这些人完全有条件在城市落脚，可现有的制度限制了人口转移。农村的宅基地、房屋、林地、承包地，没有办法退。如何在退出后斩断和农村的关系？像重庆“脱下三件旧衣穿五件新衣”就做得很好，但很多地方包括成都市没有一个明确的做法。把农民改成市民就完了，但那不是简单的改，一下子把农民的养老并入城市里面，而城市里的养老金本来就没有这一部分，并入后钱从哪来？像重庆那样有两年的过渡期，可以让你选择，让农民从农村退出来。迟早得走这条路，以后的村，首先一定是人口少的地方，第二一定是基础设施完善的地方，第三在产业发展上一定是规模养殖，只有规模大了农业收入才能达到城市水平。

　　都江堰市纪委书记

　　熊先祥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聚集资金，政府引导需尊重群众意愿

　　在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好工作？具体来讲就是认真落实四性，找到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一是突出多样性，根据村落自然条件包括产业发展来规划设计而非简单复制，保留藏羌风情和川西民居的特色。二是注重相融性。主要是川西坝子怎么搞。我们坚持“房子进院子”、“小院并大院”，规划了一批风貌各异、特色鲜明的农民集中安置点和农家院落，同时保护好林盘、耕地。三是体现共享性。结合农房重建，集成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对50户以上的集中安置点进行“1＋6”“1＋13”的村级公共服务活动中心建设。以前农民分散住，现在集中了，我觉得聚居以后污染源可能会成为村的一个大问题。 四是坚持发展性，培育壮大产业支撑。

　　在资金引进方面我们有“个体参与、原址联建”、“业主经营、开发重建”、“政府主导、集中重建”、“金融支持、自主重建”等选择。为寻求金融支持，我们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担保平台。农村工作、资金集聚得坚持市场导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土地整理、宅基地、承包地、房屋所有权、耕保这些政策成都做得确实比其他地方好。比如我们每个村，每年能给二十到三十万，其他地方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水平。

　　在人的流动方面，政策、制度的配套要跟上，否则会制约就业、发展的问题，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结合群众意愿与政府导向，是工作的保障机制。我们在意愿选择方面，是原址自建、统规统建还是异地安置，由群众自己说了算。在规划设计、建设方式、安置点后续管理上也都由群众说了算。

　　简阳市副市长

　　樊昌华

　　基层财政紧张，农民积极性不高，国家需加大投入；政策矛盾，干部难展拳脚，专合组织待加强

　　农村工作很难立竿见影，在干部调动频繁的背景下，当政者是不太愿意进行投入的。所以国家提出村建设，能迫使各级政府抓农村工作。但基层政府的资金压力很大。去年省农委给简阳评了一等奖，给了八百万。然而按照我们的投入量，这八百万零头都不够，政府的经济负担不轻。如果不靠国家加大投入，在基层人员都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村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没有钱来推进。国家必须加大投入，否则会拉垮基层政府。

　　简阳把道路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基础建设是发展农村农业的核心。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加上村道九千多公里，而现在真正达到硬化以上的只有两三千公里，还有五千多公里需要硬化改造，交通的问题非常严峻。目前解决方法有三：一是整合国家项目；二是迫使政府投入，我们今年村建设的预算是八千多万，在四川的丘陵地区算是投入比较多的，但与双流相比则零头都算不上；三是靠社会爱心人士捐赠。但就现在的进展来说，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资金问题很严峻。

　　村建设初见成效，但还有盲点。一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觉得政府要搞建设那就应该把钱出完。我参观了广安、遂宁、绵竹、温江、综合体还有成都平原上的那些县，我偷偷地问那些老百姓，问他们基础设施、房屋翻修、风貌整治是谁出的钱，回答基本上都说是政府掏钱，越做得好的地方越是政府出的钱。

　　二是涉及到政策和土地上的障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与承包法之间有冲突，前者不准在农田上种果树挖鱼塘，更不准栽花卉苗木。而土地承包法则给予农民任意栽种的自主权。但目前农田保护法的声音强于承包法，政府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方面则难展拳脚。我们搞水果，严格意义上讲是该挨处分的。养殖业现在全部是租地，面临两个问题：要么都是基本农田、找不到地建；要么是租地确不了权、修圈投入没有保障，贷不了款。

　　三是聚居点建设。这次修成安渝高速，农民拆了房子找不到地方建，我们要求集中建，必然要在基本农田上建房，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另外农民搬迁到聚居点的积极性不高：住房好的本身改造量很小，不愿搬；房子差的则因政府补贴太少、刺激不了搬迁修建。

　　机制建设方面，除了土地流转市场有待规范完善外，专业合作组织还有待加强。目前专合社只起到了组织生产的作用，应对市场的能力在我看来还很差。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通过龙头企业来与市场对接；二则是建立专合社联合制，将同一个产业同一个门类同一个品种的合作社组织起来进入市场，从加工、物流这些方面进行整合筹划，提高抗风险能力。

　　四川省农工委处长

　　雷俊忠

　　政府明责促引导，“成片推进”得出四点启示

　　市州县各级党委政府明确责任是村建设的保障，政府承担引导作用，同时纳入政绩考核机制来促进执政者积极性。在不破坏耕地、不把耕地变为建筑用地的情况下，农业可以尝试改变结构，引入高效益的种植项目，使农民的钱包鼓起来。在政策方面，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地方应该改善。

　　我觉得可以从“成片推进”中得到四点启示。一是主导产业与新村建设同步推进是关键。主导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改善居住环境，注重一三产业互动。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村建设的基础。基础设施包括生产性如道路水利、生活性如周围环境两方面设施的改善，提升农村文明成都。三是加大投入是根本。没有投入则一事无成，没有投入则不可能有成都的五朵金花，以财政投入为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四是调动主体的积极性，明确村建设的主体力量。通过龙头企业和专合组织带动现代农业建设、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目前全省专合组织有两万五千多个，发挥了村建设的主力军作用，为农服务、教农学技、带农入市、助农增收，虽然它们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成绩是值得肯定的。

　　绵阳五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

　　张修俊

　　农村保险机制缺失，阻碍农业企业发展

　　对农业企业来说，农民务工的保险是个难题。如果农民务工时中暑或生病了，企业该承担何种责任？我咨询过很多保险公司，农村很多都是老弱病残，五六十岁，年龄过了保险覆盖对象。我遇到过一个风险很大的事：头一天和一个农民谈好了给我去买竹竿，上午去结果下午死在竹林里。他在我这里务工，没有保险，企业要承担全部责任吗？不是我不愿意给他买保险，而是没有途径可以买，农村没有工伤这个概念。再者在延平这种比较偏远的地区，农民没有保险意识，觉得买保险是咒他生病，宁愿你把保险费直接换成现金给他。

　　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同业公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教授

　　卿成

　　农工嫁接值得探索，农民资源要盘活，农村工作要细做

　　蛟龙工业港利用成都的市场需求，把工业引进农村，用工业改变农村，实现产业集聚。这条路值得探索。我国最终要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要发展国民经济，工业就会逐步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工业要发展壮大，它到哪里用地？过去政府的做法是把农村的土地收入拿到城市搞工业园区。蛟龙港模式把农民的地集中起来，将农民与工业嫁接，这是不同于以往政府主导的新路子，农民用土地入股，农民变股民。这种做法将国家工业化中的土地需求与农民集体用地有机结合，是一个新的开头，也许能促进以后土地法的修改。

　　杨教授提到如何解决农民退出农村的机制。要把农民变为市民，就要把农民的宅基地房子、土地流转的政策弄活。农民在城市里工作了一二十年还是叫农民工，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长大、不知道农村什么样、对农村没有感情却仍然属于农民。没有办法搞活手上的资源，他们就不愿意退出农村。年轻劳动力不回农村，却又不能名正言顺地留在城市。

　　都江堰除了在产业重建模式上有示范意义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如何去做农村工作、怎样把农村工作做深做细做稳当。有些地方政府做好事做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都江堰很值得学习。都江堰给我们的启示是，干部首先要有谦虚谨慎的思想，二是要不断地探索农村工作方法、如何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