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来讲，村建设还急需解决的是，怎么建立农民从农村退出的弹性机制。比如我们老家农村有二三十栋别墅空着，挣钱回来的人花几十万修了好房子，但住一段时间后又觉得农村生活确实枯燥无味，别墅便空下来养鸡养猪，人搬回城里。这些人完全有条件在城市落脚，可现有的制度限制了人口转移。农村的宅基地、房屋、林地、承包地，没有办法退。如何在退出后斩断和农村的关系？像重庆“脱下三件旧衣穿五件新衣”就做得很好，但很多地方包括成都市没有一个明确的做法。把农民改成市民就完了，但那不是简单的改，一下子把农民的养老并入城市里面，而城市里的养老金本来就没有这一部分，并入后钱从哪来？像重庆那样有两年的过渡期，可以让你选择，让农民从农村退出来。迟早得走这条路，以后的村，首先一定是人口少的地方，第二一定是基础设施完善的地方，第三在产业发展上一定是规模养殖，只有规模大了农业收入才能达到城市水平。

　　都江堰市纪委书记

　　熊先祥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聚集资金，政府引导需尊重群众意愿

　　在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好工作？具体来讲就是认真落实四性，找到城市和农村的结合点。一是突出多样性，根据村落自然条件包括产业发展来规划设计而非简单复制，保留藏羌风情和川西民居的特色。二是注重相融性。主要是川西坝子怎么搞。我们坚持“房子进院子”、“小院并大院”，规划了一批风貌各异、特色鲜明的农民集中安置点和农家院落，同时保护好林盘、耕地。三是体现共享性。结合农房重建，集成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对50户以上的集中安置点进行“1＋6”“1＋13”的村级公共服务活动中心建设。以前农民分散住，现在集中了，我觉得聚居以后污染源可能会成为村的一个大问题。 四是坚持发展性，培育壮大产业支撑。

　　在资金引进方面我们有“个体参与、原址联建”、“业主经营、开发重建”、“政府主导、集中重建”、“金融支持、自主重建”等选择。为寻求金融支持，我们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担保平台。农村工作、资金集聚得坚持市场导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土地整理、宅基地、承包地、房屋所有权、耕保这些政策成都做得确实比其他地方好。比如我们每个村，每年能给二十到三十万，其他地方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水平。

　　在人的流动方面，政策、制度的配套要跟上，否则会制约就业、发展的问题，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结合群众意愿与政府导向，是工作的保障机制。我们在意愿选择方面，是原址自建、统规统建还是异地安置，由群众自己说了算。在规划设计、建设方式、安置点后续管理上也都由群众说了算。

　　简阳市副市长

　　樊昌华

　　基层财政紧张，农民积极性不高，国家需加大投入；政策矛盾，干部难展拳脚，专合组织待加强

　　农村工作很难立竿见影，在干部调动频繁的背景下，当政者是不太愿意进行投入的。所以国家提出村建设，能迫使各级政府抓农村工作。但基层政府的资金压力很大。去年省农委给简阳评了一等奖，给了八百万。然而按照我们的投入量，这八百万零头都不够，政府的经济负担不轻。如果不靠国家加大投入，在基层人员都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村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没有钱来推进。国家必须加大投入，否则会拉垮基层政府。

　　简阳把道路建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基础建设是发展农村农业的核心。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加上村道九千多公里，而现在真正达到硬化以上的只有两三千公里，还有五千多公里需要硬化改造，交通的问题非常严峻。目前解决方法有三：一是整合国家项目；二是迫使政府投入，我们今年村建设的预算是八千多万，在四川的丘陵地区算是投入比较多的，但与双流相比则零头都算不上；三是靠社会爱心人士捐赠。但就现在的进展来说，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资金问题很严峻。

　　村建设初见成效，但还有盲点。一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觉得政府要搞建设那就应该把钱出完。我参观了广安、遂宁、绵竹、温江、综合体还有成都平原上的那些县，我偷偷地问那些老百姓，问他们基础设施、房屋翻修、风貌整治是谁出的钱，回答基本上都说是政府掏钱，越做得好的地方越是政府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