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农民转市民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扩张是一个快变量；而乡村消亡则是一个慢变量。并行不悖地推进城镇化和村建设，就要增强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并为陆续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逐步转变为市民创造条件。然而，我国人口比美国多10亿，是日本的10倍多，却正经历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镇化。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15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城镇化率可达到70%，这意味着在短短20年中，将有3亿多人从农村进入城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如此，仍然有四五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因此，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城镇化？什么样的村建设？对这两个问题必须有清醒认识。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另一方面继续加快村建设，双轮驱动。不过，有两种倾向却值得我们注意：一些城市，只想要农民的地，并不想要农民；城市建得越来越光鲜亮丽，却没给进城的农民及其家庭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土地的城镇化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一些地方，以建设村为名，搞大拆大建，让农民离开村庄，搬上楼房，集中居住，却不问群众愿不愿意，生产生活方便不方便。嘴里说的是为农民谋福利，眼睛盯着的却是农民手里的地。更有一些村庄仅因为行政区划的变更，农民坐地“被城镇化”。尤其是拆村并居后集中居住的农民，由于没能改变生产方式，但却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便往往陷入收入没有增加而生活费用明显高涨，从而入不敷出的窘境，或者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使新房成为空房。随着进城农民工数量的日渐庞大，其身份转变和享受市民待遇问题已成为城镇中日渐突出的一大社会矛盾。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化解这一矛盾的具体措施。较有影响的是让进城农民以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两换”措施。但实际上“两换”很难真正行得通。首先是要让公民交出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与法无据，不合情理。其次是进城的农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原有的土地和住宅散处于各自的村落，即便交出了“两权”，其耕地与宅基地也均属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与政府并不相干。实际上，农民要转为市民，就必须在城镇拥有相对稳定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要能真正自由迁徙，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全社会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制度相同、水平相当、可异地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加大力度建设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使其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接轨，才是农民转为市民的最可靠保证。当然，这只能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三、湖南发展现代农业与村建设的典型案例

蓝山县毛俊村是湖南发展现代农业与村建设的典型案例。在这个物阜民康的“百姓村”，辖29个村民小组、846户、3386人，村民来自11个省72个县，共有 103姓，有“湘南百家姓第一村”之美誉。近年来，村内秩序由乱到治，村民群众由贫到富，村容村貌由烂到靓。2009年人均纯收入838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230万元。先后投入村建设资金900多万元，兴办了村委办公大楼、自来水厂、农民休闲广场、永州市最大的村级文体中心、蓝山县最大的村级客运站、灯光球场等……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全省村建设示范村。

农工贸并举创造生产力。毛俊村按照农工贸并举的思路大搞开发建设。将全村仅有的1212亩耕地整合起来，实现规模经营，发展订单农业，每年种植订单香芋600亩、种植优质稻420亩、优质商品蔬菜基地100余亩、出栏牲猪8000头，发展养牛羊示范户8户；将几近失控的集体林场重新管起来，分片承包给村民经营，开发高效楠竹和杉木基地3200亩，让部分村民不仅有事做，还有钱赚，村集体也从中获得了每年近20万元管理费收入。把村里220多户有竹木加工技术的农户组织起来，聚集到工业园办厂，发展了大小竹木加工企业32家，安排村民就业人数达700多人，年创产值近8000万元。对临街、临路、临近集市的集体土地实行统一开发，投资110万元兴建了 25个临街商业铺面共3870平方米，村里不仅组建了有40多台客运、货运车辆的运输队搞运输，还扶持了90多家农户常年从事商业经营，发展了236家工商业户，160个建筑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