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是市场导向型农业。与传统农业以自给为主的取向和相对封闭的环境相比，现代农业是农民的大部分经济活动被纳入市场交易，农产品的商品率很高、商业化“利润”成了评价经营成败的准则、生产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的农业。市场导向是现代农民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发展农业新的功能的动力源泉。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无论是种植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化，还是分散的农户经济向合作化、产业化方向转化，以及新的农业技术的使用和推广，都是在市场的拉动或挤压下自发产生的，政府并无过多干预。正是在市场机制外在的竞争压力和内在利益追求中，现代农业才能真正成为高生产率和高效益的农业。如在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从业人口不到5%。法美农民人均产粮和产肉分别为我国的50倍和100倍。人均耕地只有0.06公顷的荷兰，农产品出口总值仅次于美国，人均创汇 8万多美元，大大超过美国。农业生产条件很差的以色列，1991年出口创汇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6%。

3、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

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必须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这是一项长期、系统、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兼顾全面、突出重点，从实际出发，从最有利于农民、最需要解决、最有条件解决的问题着手扎实有效地向前推进，关键是把握住以下重要途径：

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政府保障体系。农业问题始终是政府工作的永恒主题。这是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农业的基本职能是为社会提供食品，是安天下的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农业置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中国农业以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中国人口，农产品市场极大丰富，出现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农业的大发展支撑了城市改革。没有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城市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平稳，改革的成本可能更大。然而，我国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已严重影响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按WTO协议计算口径，1996～2000年，中国财政对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1826亿元、1709亿元和2200 亿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径，发达国家的支持水平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投资比较效益低，投资周期长，社会资金不可能大量投向农业，而农业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是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也不愿、也无法解决的。因此，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担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必须把农业定位为“政府产业”，始终成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政府关注和支持的重点。农业成为政府产业不是由政府直接经营，不是由政府像当年搞工业经济一样，成立一个一个农业企业，更不是对庞大的农业群体进行直接的经济资助。农业上升为政府产业，就是说农业产业的运行要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农业的发展要在政府的视野之内，从事农业的农民群体要在政府的扶持之下。再不要把农业放在自生自灭的地位，再不能要求农业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再不让从事农业的农民群体受城市社会的掠夺和欺凌，再不能出现农业产生危机了才来抓紧农业、重视农民。有鉴于此，中央财政这几年来差不多每年在整个农业的投入方面都要增加三、四百亿。2009年，国家对农民的“四项补贴”已经增加到1230.8亿元。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既高于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8%的实际增速，也高于10.3%的GDP年增速，这种情况上一次出现是在27年前，即1981～1983年间，那是农村改革初期硕果累累的年代。目前，大电网对农村人口的覆盖率超过了95%，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面覆盖，参合人数达8.33亿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公共财政阳光更多地照到了农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