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住宅拆改和工厂建设都起始于70年代。文革期间，除了带领村民种橘树以外，傅嘉良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1969年，和几位村民一起办起了一家胶木厂，生产塑料和橡胶制品。他们把机器藏在杂物间以避人耳目。十年之后，地下工厂才转入地上。

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全国对于未来走向尚处于迷茫和争论之中，傅嘉良就决定办一家服装厂。滕头村所在的奉化，是“红帮裁缝”的故乡，傅嘉良前往上海搜集信息，聘请退休技师。把村里的养鸡场改为厂房，利用村民家中的几台缝纫机为上海服装厂做加工生意。一年后，这家代加工厂获利6万元。如今的书记傅企平是滕头服装厂首任厂长。

那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时代，抢先的胆量是获得经济回报的首要条件。傅嘉良似乎是一个中国村庄领袖的样本。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成功的村庄都有着强势的村长和他极长的执政时间。

1981年，在服装厂的基础上，滕头又增加了电子配件厂和缝纫机台板厂，并且组建了苗圃园艺场和林果特产队等等。这些组织日后都各自发展成为果木和生态农业的各类公司。服装厂开办两年后，他们放弃了代加工，转向自创品牌。政治经济的解冻、当地江浙一带的商业传统和强势大胆的书记，成就了滕头的天时地利人和。

经济向好，直接改善着滕头村民的生活。和大多数农村不同，傅嘉良一直重视村庄的公共设施，那些日后被外界看做环保绿色的理念，在当时只不过是朴素的、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当时谁懂得环保是个什么，”傅嘉良说。早在80年代，滕头村就已经投入数十万元修建了地下排污系统。并且开始拆除旧房，让村民住进统一的32栋住宅楼——在20年前，傅嘉良就遭遇过钉子户，最终他以按人均面积分配的方法妥善解决。

1998年，滕头村开始建造小康别墅楼，分为每户196平方米、230平方米、360平方米三种户型，村民自己出资8.5万元、9.5万元和17万元，其他由村里补贴。现在，所有滕头村民均有养老医疗保险，可以像城市人一样退休。子女考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村民，村中分别奖励5千至5万元。

滕头村民只有800余人，而外来此地工厂的打工者多达过万。曾经的村属小企业早已成为滕头集团，旗下囊括服装制造、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园艺苗圃等多个领域。村民住宅随处可见太阳能设施；路上看不到痰迹，公用厕所中都装有水循环再利用系统；游乐场旁边装有空气质量检测器，此地空气质量一直为优。

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花园，有着浓烈的人工痕迹。从60年代开始，在每一次时代发展中占尽先机，外部客观条件和村领导人敏锐嗅觉成就了今天的滕头村，注定是一个难以再次复制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