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头村由接待向旅游的转型是从学生基地开始的。像大多数类似的城郊一样，滕头村打造了爱国主义、科学普及、生态环保、拓展训练等等模式，以吸引周边学校。滕头逐步开设了古生物展厅、当地英烈祭拜厅、野营磨练基地、花卉育苗基地……这些主题受到中国学校欢迎，滕头逐渐有了名气。

这一切只是他们向旅游产业的过渡。

一直注重环境的滕头村最初并没有想到可以把自己良好的环境直接变成资本，直到2002年，在宁波市旅游局局长的点拨下，滕头村领导层才开始正式筹划生态乡村旅游。他们聘请了一位职业经理人陆云全面打造滕头旅游。村领导以及陆云开始到杭州学习如何开设农家客栈和饭店。凭借之前奠定的名气，2003年前三个月，滕头旅游收入已经完成全年目标的82.5%。2006年，时值中国第一个“乡村旅游年”，滕头村顺势增加了采摘项目。而2009年，滕头旅游游客已经达到119万人，综合收入超过一亿元。

现在，在这个一平方公里的人工花园中，到处飘着世博会的宣传旗。旗子上第一行印着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第二行，是滕头村颇费心机的野心“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从60年代开启的滕头历史

让城市向往的野心是随着经济的好转才蓬勃起来的。在那之前，滕头人并无这样的底气。

在村民的记忆中，滕头村的历史是从60年代开始的，在那之前的事，村民们大多已经选择性忘记了，只留下一句顺口溜：田不平，地勿平，亩产只有二百零。

1965年冬，老书记傅嘉良带领村民改造土地。这原本追随轰轰烈烈“学大寨”运动的举措，却无意间开启了一个致富的按键。

彼时的滕头村田地高低不平，且分割混乱，旱涝交替，其贫穷远近闻名，土改时，全村竟没有一人够得上地主标准。

傅嘉良从那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乡村建合作社初级社时，他担任社长，1965年，他到周边某大队学习改土造田经验后，决定翻整土地。

“当时有人就说要是能弄好，他把脑袋给我么，还有人就直接把插在地里的旗子拔掉。”如今86岁的傅嘉良对记者回忆。但是，改土造田仍然开始了。变化是一点点显现的，实际上，这项庞大的工程全部完成是15年之后。最后统计，共填平29个河槽，开挖5000米河道，造机耕路8500米。

滕头村改土造田期间正值文革爆发，但是傅嘉良和村民在革命的洪流下，一直秘密在尝试种下“资本主义”的苗。60年代，傅嘉良让村民买来橘树苗，种植在垒土堆上。经过多次争取，橘子树最终在斗争中被部分保留，直到1979年，当时省委书记考察时给予肯定，此事才告一段落。种橘树成为了日后滕头村多样化生态农业的源头，虽然当初只是村民改善生存条件的手段。

到了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制推行，农村公社瓦解。而伴随的是大批乡镇企业的兴起，从土地上劳作而始终只有温饱的农民大批涌向企业。80年代中期，滕头村九成劳动力放弃了土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傅嘉良和村委会做出了一个颇为超前的构想：搞土地规模经营，搞家庭农场——在个体单干为热潮的时代，开启新型规模经营，确实需要勇气。

在大多数村民持观望态度的时候，傅企平出现了，彼时他是村副书记，从那时开始他似乎已经显露了这个村庄接班人的胆量。在傅企平承包50亩土地后，又有两位村民承包80亩。一年后，三人靠土地所得年收入超过一万元。在万元户凤毛麟角的时代，这数字有太大的诱惑力。村民纷纷向土地折返，村里领导经过挑选，选中11个家庭承包400亩土地，翌年，人均收入超过18000元。

由于早先的改造田地，已经修葺了平整的土地，村里购买了农用机械，到1991年，当地家庭农场已达11个。曾经以革命名义被禁止的其他作物也终于大面积“还魂”，全村120亩柑橘、60亩桃子、10亩葡萄、20亩竹园、154亩林地和村办苗圃由个承包组承包，他们的收入甚至高出外出务工者三分之一。

老书记缔造的难以复制的花园

在供游人玩赏的花园一侧，是几排三四层高的小楼。滕头村早已没有典型的农村宅院，村民已经全部入住住宅小区。早期的村民住宅楼尚且有着仿造城市建筑的风格，但后期的建筑已改为灰顶白墙的江南民居式样，古朴安静。全村800余村民只有几位从事花木园圃种植，还算是农业工作，其他村民都在各类工厂、公司任职。而外来的超过万数的工人很多都租住在村内的早期楼房里。这些服装厂、旅游公司、苗木公司等企业成为滕头村的经济支柱。2009年，原村民数仅800人的滕头村创利税4.22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