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二次会议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两天后，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也将开幕。农村改革、食品安全等问题势将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本报从今日起辟专版就相关话题深入探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成贵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就土地流转、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等热点建言献策。

　　土地：１０％流转率期待突破

　　镜头一

　　“我们家承包地都租出去了，我平时有空过来帮忙摘摘菜，也能再赚一点钱。”苏北某贫困县王大妈快６０岁了，说话时微笑的脸上带着满足感。

　　王大妈儿子、媳妇都在上海打工，自从上海取消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借读费后，孙子也去了上海读小学。前年，镇上引进某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在当地建立加工基地。当时很多村民都有顾虑，担心吃亏，担心将来地拿不回来。王大妈在儿子、媳妇的支持下，比较早地与该企业签了合同。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加入了。像我来摘菜，一天能算到２０元工钱，每亩地的租金是４００多元一年，国家打到卡里的政策补贴每亩地有１００多元。”王大妈掰着指头给记者算，“种的都是反季节蔬菜，怎么种、什么时候打农药这些都有人教，家里有点自留地我也种上了，企业按照市价跟我们收。怎么算都挺划算的。”

　　背景

　　王大妈所在的县是目前江苏省１３个贫困县之一。尽管王大妈和她的乡亲们比较早地尝到了土地流转的甜头，但这在当地并非普遍现象。目前，该县耕地面积约８４万亩，土地流转面积仅为８．５万亩，占比１０．４％。其中，以出租、转包形式流转的土地面积约６万亩，以企业为主体进行规模经营的土地面积仅１．６２万亩。以土地集中流转为前提的规模农业、高效农业才刚刚起步。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小农经营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下降。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２００６年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耕地只有８．２６亩（比１９９６年第一次农普时下降了０．５亩多），人均２．４８亩。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农民以各种形式尝试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促进土地流转的步伐近期尤其加快，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全国首家农村产权交易所在成都挂牌，为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此后，重庆以及安徽、江苏、山东等省市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服务机构。

　　专家评析

　　李成贵：目前，我国农业的经营格局仍以小农经济为主，这势必难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农产品价格涨一些，农民的增收空间也十分有限，只可温饱，难以富裕。而且，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小规模，大群体”，很难控制市场风险，农民难御市场波峰浪谷的冲击；同时，也给疫病防治和食品质量安全带来挑战。

　　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是无法真正建成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目前，我国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粗略估计，当前全国农村土地流转率不会超过１０％，促进土地流转的任务十分艰巨。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工商资本与农民争地、借土地流转之名变相圈地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则，是要坚持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三个不得”，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政府需要为农民做３件事情。一是搞好服务，包括成立类似土地服务交易中心来提供免费、可靠的资讯以及提供标准化的合同文本，使交易规范化、制度化，避免纠纷。二是搞好支持，主要是中央财政提供流转补贴，促进土地流转。现在，中央对“三农”的补贴项目很多，可考虑增加一项“农地流转补贴”，通过经济手段刺激农民加快土地流转。三是严格管理。首先要避免商业资本兼并土地，不能搞强制性流转，要尊重农民。其次是对土地的用途进行管制，出台配套的政策措施，来防偏化险。如对流转有限定：农业内部流转、社区内部流转优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