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焚烧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社会不能只要农业的正面效益,而让农民完全承担秸秆禁烧的成本,这对农民来说不公平。当农作物秸秆的利用方式同步跟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节奏之后,农作物秸秆就不再是负担而是财富了,那么秸秆禁烧也就自然变成一个“伪命题”了。
每到麦收时节,大量秸秆成为政府和社会“会呼吸的痛”,媒体年年报道,各级政府围绕秸秆禁烧可下了不少功夫,将责任落实到镇、村、户、人,然而禁烧秸秆效果仍不理想。
农民以前也烧秸秆,为什么现在演化成突出的环境问题?在以前,秸秆对农民来说,是不大不小的财富:沤制肥料、牲口草料、生产沼气、和土抹墙,即便用来烧火做饭,也不是集中焚烧,因而从来算不上问题。而如今,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乡下都用上煤电能源了,家养牲畜也越来越少了,没有猪圈就谈不上用秸秆沤制肥料了。总之,原来在农村不乏用处的秸秆,现在基本上等同于农业垃圾。
从财富到垃圾的变化,根源在于农村的生产生活形态发生变化后,秸秆的利用方式没有同步升级。农业生产具有提供农产品、美化环境、农业教育等多重正的社会效应,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产生农业秸秆、面源污染、耗水等负面影响。一大车秸秆几十块钱,耗时耗力不说,送到秸秆回收利用点还得花掉不少的油钱,直接还田的农机作业又得多花钱。秸秆焚烧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社会不能只要农业的正面效益,而让农民完全承担秸秆禁烧的成本,这对农民来说不公平。
然而在现实中,秸秆的治理方式仍然是“以堵为主”,各地不断出台修订焚烧秸秆的“禁令”,每到麦收和秋收时节,农民“躲猫猫”似的想方设法烧秸秆,基层公务员骑着电动车或摩托车下乡到处“灭火”,但是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秸秆焚烧的存在不是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也不是农民不明道理,根源还在于秸秆回收难、再利用效率低、回收成本高。
“堵不如疏”,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然而秸秆治理的现实是一方面仍然“以堵为主”,另一方面,秸秆“疏”的成本太高。如果不扭转秸秆治理的方式,或者不降低秸秆利用的成本,秸秆这一老大难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当前,秸秆综合利用主要包括:造纸发电、生物质能源、3D打印等,但是都或多或少存在成本效益、市场和技术的瓶颈,秸秆综合利用的高效产业链还没能完全建立起来等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根治秸秆焚烧不妨转换思维,变“禁”为“补”,把用于秸秆禁烧的基层治理经费转换为对农民不焚烧秸秆的补贴,同时设立针对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和产业升级的专项补贴。变“禁”为“补”,好处多多。谁都不愿在烟雾弥漫的世界中生活,如果把基层治理秸秆焚烧的经费转换为对农民的补贴,是帮着农民承担了部分秸秆有效处理的成本,花小钱办大事。增加对农民的补贴,也是创业支持保护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形式。此外,把钱补贴给农民,也有助于缓解秸秆治理造成的干群对立,用更加和谐的方式治理秸秆禁烧。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在加强对农民禁烧秸秆直接补贴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从长远来说,必须要给秸秆找一个“绿色经济”的家。因此,也要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专项补贴,一方面加大对秸秆直接还田、秸秆打包等农机购置的补贴力度,主要由财政来承担秸秆直接还田或秸秆回收的农机成本。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培育的专项补贴,鼓励包括生物质能源和3D打印在内的新型企业业态充分开发秸秆的功能,提高秸秆利用的经济效益。当农作物秸秆的利用方式同步跟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节奏之后,农作物秸秆就不再是负担而是财富了,那么秸秆禁烧也就自然变成一个“伪命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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