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必须要采取措施。这时王建钧也想到社区支持农业概念进入国内也要适应本土化发展，分享收获农场的模式固然是好，应用到昆明也需要做出适应性改变。

　　2018年，王建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停掉了养殖、餐饮接待等项目。种植方面，他开始减少菜品生产，根据当地独特的气候和产品上市时间差遴选番茄和胡萝卜两个单品作为发展重点。从那个时候起，农场转型，开始活过来了。

　　这两年，王建钧也参加了石嫣举办的新农人培训班，不过他的身份变了，不再是学员而是作为讲师被邀请参加。在培训班上，王建钧会讲到社区支持农业要翻越几座大山，有团队问题、供应链建设等等，关键的一点是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因地经营。

　　石嫣所设计的培训课程完整介绍了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链，分享收获农场就像是样板间一样，可供新农人学习和观摩。等到他们自己开始建设农场时，可以根据情况选择怎么去运营。比如唐亮，他回家后并没有着急学习分享收获农场一年种100多个品种的蔬菜。他知道多品种生产只适合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考虑到家乡消费市场的辐射范围和农场的差异化建设，他只专注生产具有特色的小黄姜，方便存储和运输。

　　“CSA农场运营的核心思想能够被复制，但并不是简单复制就能成功。如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具有特色的CSA农场是每个新农人都需要思考的，这也决定了他的农场是否能够顺利经营下去。”石嫣补充说，现在的农场是一个学校，是一个新农人学习的孵化器。而她则是农业职业教育学校的校长，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这也是生产者之间的互助。

　　建立系统

　　“CSA农场、有机市集、消费者合作社、有机餐厅、使用有机蔬菜的学校等构成了一个网络，分布在全国各地。”石嫣拿着一张“中国CSA农场地图”向记者介绍到，过去十几年里他们发动新农人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社区支持农业社群。

　　在石嫣看来，地图上一个个小圆点绘制成的网状图是CSA农场本土化最大的亮点。“国外CSA农场发展几十年了，至今仍没有形成国家规模的CSA农场联合体，我们发动新农人比调动消费者的主动性要容易多了。”

　　“不同于美国CSA农场配送标准化的菜品，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多样，中国人吃蔬菜在食材里占比比较多。”石嫣说到，每一个农场都可能有若干个主打产品，以他们农场为例，主要生产蔬菜但没有大米、水果等产品，一旦消费者需要这些产品，农场就没有办法。

　　“社区支持农业社群也是一种带货渠道。”石嫣讲到，社群里，有一家种植樱桃的农场，几年经营下来连续亏损，樱桃长期处于滞销状态。2018年，他求助社群里包括分享收获农场的二十多家农场帮他销售。没想到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樱桃全部售罄，解决了他的销售问题。到这一两年，他的樱桃已经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

　　农场之间的互助得益于国内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因此，石嫣他们想到在全国形成一个分销平台，既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要，又能扩大CSA农场市场，解决部分地区农场销售难的问题。

　　“并不是任意产品都能上架网络销售平台，它必须符合标准。”石嫣打开分享收获食物社区小程序，上面列着“有机蔬菜、新鲜水果”等19个分类，点开紫色胡萝卜的页面，能够清楚看到生产者、产地等信息。

　　一般而言，要想在分销平台上架产品，必须得到已加入CSA农场的认可，这些农场负责人必须一同到生产地考察抽检。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重复的工作，耗费大量人力。有部分社区支持农业的家庭农场更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帮助农场完成互相认可的程序。

　　成立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组织及一套大家认可的标准，减少多次考察、认证等弊端，显得十分重要。2019年在第十一届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上，社区支持农业社群决定组建合作社负责考察认证工作，目前已成立了18家省级合作社。

　　CSA农场、市民农园、田园体验、农业教育、食品文创、管理咨询……从概念传播到本土化，社区支持农业已经在中国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长出了各自的枝丫，形成了成熟的发展链条。

　　但石嫣并没有就此停止，他们还在折腾，试图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为社区支持农业注入新的灵魂，试图盘活村庄里的人和物，用一个农场去带动一个村庄的发展。“我们现在的能力和资源已经完全可以盘活一个村庄的闲置资源资产，增加村集体收入，而对我们来说村子也是一个更大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