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理念和模式中关于食品安全和对土地的关注触动了石嫣的思索。交流结束后，石嫣拉上几个小伙伴一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海淀区政府共建的产学研基地上共同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试图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用于实践，系统化地向社会推广。

　　“具体操作也不难，找到有特定需求的消费者群体，他们认可有机绿色的理念。预付定金后，根据消费者所提出的需求种植优质产品，并配送到家。”石嫣回忆起“小毛驴”成立第一年吸纳50多个客户到第二年增加到300多个，他们心里对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中国落地充满期待。“期间，我们举办了一次丰收节活动，内容是到农场露营、嘉年华等。我们没有很多准备，甚至农场没有什么接待能力，没想到一下子来了2000多人，车都停到村口外面的大马路上了。”

　　社区支持农业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因素和条件，因此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关系是基础，消费者社群支持愿意健康生产的农民，同时农民也在用有机生产去支持消费者在都市里的健康生活。

　　“小毛驴”运营一段时间后，石嫣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动员消费者参与农场建设、考察新产品是一件难事。“最初我想组建一个消费者合作社，方便组织消费者活动。将这个想法告诉农场消费者后，他们基本是同一个反应：石嫣你帮着考察就行，不用带着我们，太麻烦了。”

　　多次的沟通让石嫣明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有些不一样，主导权似乎从消费者变成消费者让渡农场。或许与文化背景有关，或者是城市里的人生活节奏过快，国内消费者更多的是希望有一个平台，无论是当时的“小毛驴”，还是之后的分享收获农场，他们能从农场购买到优质产品就足够了。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中国实践需要面临适应本土化的问题。”这是石嫣他们得出来的结论。

　　风险与喜悦

　　CSA最初被翻译为“社区支持农业”，后来又被翻译为“社区互助农业”，再到“社会生态农业”。石嫣解释说，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最开始的翻译会让大家误以为这种模式是单向的消费者支持生产者，从而忽略互助的环节。再者，内涵的扩充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可以互助，生产者与生产者、农场跟农场同样可以互相帮助。

　　2011年，石嫣博士毕业后继续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石嫣和丈夫程存旺开始创办分享收获农场，并探索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本土化。

　　有了前期在“小毛驴”的经验，石嫣很快找到10个家庭，每家提前预定5年的菜，一年6000元，一共30万元的启动资金。“当时也不确定农场能做到哪一步，但我向消费者保证了，至少要把这5年的菜送到，哪怕农场处于亏损的状态。”

　　资金到位了，下一步就是农场落地。起初想着小规模运营，石嫣采取和农户合作的模式，在通州区租了40亩地。不曾想，通过演讲、推广，到年底消费者群体数量增加，几个大棚生产量不足，不得不面临新建大棚或另寻基地的问题。石嫣回忆，“当时顺义区农业部门的领导看到有关我的新闻报道，觉得年轻人能真正从事农业有些不可思议。多次来通州区暗访观察后，便有了邀请我们去柳庄户村建农场的想法。”

　　柳庄户村闲置的20多个大棚解决了石嫣扩大生产的问题。于是，分享收获农场也就落地柳庄户村，村集体建设的大棚获得了地租的提升收益，石嫣他们降低了最初投资硬件设施的风险。按照建立一个CSA农场的步骤，石嫣他们通过自己组建物流，将基地生产的健康蔬菜、肉、蛋及符合分享收获标准的合作生态农场、农户的农产品直接配送到会员家中，并且组织各种会员社群活动推动消费者与农场之间的互信团结关系。

　　“最近几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石嫣说到，特别是疫情发生后，因为农场有自己的物流配送和不同门类的产品，消费者不用担心买不到菜，用户黏度增强。她还提到前段时间，河北部分地区罕见冰雹导致大量大棚蔬菜受损，有一家CSA农场也遭受灾害，损失惨重，消费者便将定金提前给到农场，帮助其渡过难关。

　　如今，分享收获农场已经发展成为全国CSA农场示范，通过租赁的方式，规模扩大到近400亩。“CSA农场的规模最初最好不要太大，因为有很多未知的风险，面积的大小就意味着风险的规模。”石嫣表示，现在越来越多返乡青年创办CSA农场，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能够陪伴家人。但是她必须先把风险跟大家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