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的本土实验——
一群新农人的新农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自艰
石嫣在分享收获农场的大棚里观察作物生长情况。
王建钧端着一筐丰收的番茄。
唐亮的全家福照。
内涵的扩充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可以互助，生产者与生产者、农场跟农场同样可以互相帮助。
石嫣对于上热搜已经习以为常。
前不久，“清华女博士后毕业当14年农民”的话题再次将她推向公众的视线。毫无例外，高学历、性别、职业落差这些标签仍环绕在石嫣身边。
她和媒体打过太多次交道，知道什么样的内容能够吸引眼球。但随着每年采访次数增多，故事的重复讲述，她感到有些疲倦，不想让媒体的目光只聚焦在她为什么会选择从事农业这件事上。
“你们可以先看看网上报道，有新的采访内容再说。”
“如果是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的落地和发展呢？”
你能感受到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情绪有了一丝波澜。
“有时间可以来分享收获农场参观。”最后她说。
本土化问题
乘坐公交车行驶近30站，从柳庄户北站下车，能够清晰看见一个大大的“农”字宣传牌，下面隐约还有一行小字，连起来是“农为天下之本”，分享收获农场到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的分享收获农场成立于2012年，农场运营的核心理念是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
据了解，该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化学、石油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引发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有些农场也同样担忧化学、石油技术会污染自己的农场，同时想为自己的农产品寻找一个稳定的市场，于是前者和后者展开合作，形成了经济伙伴。
石嫣是中国最早介绍社区支持农业理念并付诸实践中的一员。2008年，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的石嫣获得出国交流一年的机会。和其他出国交流学习的方式不同，石嫣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开始了她近半年“插队”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这里，真正成为一名农民，每天和他们一起劳动，从种植到收获，从农场寻找社区成员到分配这些农产品份额到社区中，从浇水除草到采摘。”
石嫣在劳动的同时，还对农场的经营模式进行观察、访谈、研究。她发现农场里经常提及“社区”这个词，可到底什么是社区？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是什么样的农业？而农业又以什么形式回报社区呢？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她。
在农场经历过第一次运送蔬菜、参观其他有机农场等活动，查阅相关资料后，石嫣对社区支持农业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通常，社区支持农业是由一群消费者发起，他们承诺支持一个或一群农民生产有益健康的食品，食品的价格应该使农民能够持续地经营自己的农场。而这群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有着共同消费理念的人就会形成一个社区。
美国第一家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CSA农场）创建人将其总结为“食品生产者＋食品消费者＋每一年度的彼此承诺=CSA和无数的可能性”。有人曾这么描述社区支持农业：“CSA是一种类似物物交换的方式，就是你今年用钱支持了一个本地的农民，来年可以获得免费的农产品。”在国外，这种经营方式很常见。
社区支持农业理念和模式中关于食品安全和对土地的关注触动了石嫣的思索。交流结束后，石嫣拉上几个小伙伴一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海淀区政府共建的产学研基地上共同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试图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用于实践，系统化地向社会推广。
“具体操作也不难，找到有特定需求的消费者群体，他们认可有机绿色的理念。预付定金后，根据消费者所提出的需求种植优质产品，并配送到家。”石嫣回忆起“小毛驴”成立第一年吸纳50多个客户到第二年增加到300多个，他们心里对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中国落地充满期待。“期间，我们举办了一次丰收节活动，内容是到农场露营、嘉年华等。我们没有很多准备，甚至农场没有什么接待能力，没想到一下子来了2000多人，车都停到村口外面的大马路上了。”
社区支持农业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因素和条件，因此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关系是基础，消费者社群支持愿意健康生产的农民，同时农民也在用有机生产去支持消费者在都市里的健康生活。
“小毛驴”运营一段时间后，石嫣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动员消费者参与农场建设、考察新产品是一件难事。“最初我想组建一个消费者合作社，方便组织消费者活动。将这个想法告诉农场消费者后，他们基本是同一个反应：石嫣你帮着考察就行，不用带着我们，太麻烦了。”
多次的沟通让石嫣明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国内有些不一样，主导权似乎从消费者变成消费者让渡农场。或许与文化背景有关，或者是城市里的人生活节奏过快，国内消费者更多的是希望有一个平台，无论是当时的“小毛驴”，还是之后的分享收获农场，他们能从农场购买到优质产品就足够了。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中国实践需要面临适应本土化的问题。”这是石嫣他们得出来的结论。
风险与喜悦
CSA最初被翻译为“社区支持农业”，后来又被翻译为“社区互助农业”，再到“社会生态农业”。石嫣解释说，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最开始的翻译会让大家误以为这种模式是单向的消费者支持生产者，从而忽略互助的环节。再者，内涵的扩充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可以互助，生产者与生产者、农场跟农场同样可以互相帮助。
2011年，石嫣博士毕业后继续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石嫣和丈夫程存旺开始创办分享收获农场，并探索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本土化。
有了前期在“小毛驴”的经验，石嫣很快找到10个家庭，每家提前预定5年的菜，一年6000元，一共30万元的启动资金。“当时也不确定农场能做到哪一步，但我向消费者保证了，至少要把这5年的菜送到，哪怕农场处于亏损的状态。”
资金到位了，下一步就是农场落地。起初想着小规模运营，石嫣采取和农户合作的模式，在通州区租了40亩地。不曾想，通过演讲、推广，到年底消费者群体数量增加，几个大棚生产量不足，不得不面临新建大棚或另寻基地的问题。石嫣回忆，“当时顺义区农业部门的领导看到有关我的新闻报道，觉得年轻人能真正从事农业有些不可思议。多次来通州区暗访观察后，便有了邀请我们去柳庄户村建农场的想法。”
柳庄户村闲置的20多个大棚解决了石嫣扩大生产的问题。于是，分享收获农场也就落地柳庄户村，村集体建设的大棚获得了地租的提升收益，石嫣他们降低了最初投资硬件设施的风险。按照建立一个CSA农场的步骤，石嫣他们通过自己组建物流，将基地生产的健康蔬菜、肉、蛋及符合分享收获标准的合作生态农场、农户的农产品直接配送到会员家中，并且组织各种会员社群活动推动消费者与农场之间的互信团结关系。
“最近几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石嫣说到，特别是疫情发生后，因为农场有自己的物流配送和不同门类的产品，消费者不用担心买不到菜，用户黏度增强。她还提到前段时间，河北部分地区罕见冰雹导致大量大棚蔬菜受损，有一家CSA农场也遭受灾害，损失惨重，消费者便将定金提前给到农场，帮助其渡过难关。
如今，分享收获农场已经发展成为全国CSA农场示范，通过租赁的方式，规模扩大到近400亩。“CSA农场的规模最初最好不要太大，因为有很多未知的风险，面积的大小就意味着风险的规模。”石嫣表示，现在越来越多返乡青年创办CSA农场，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能够陪伴家人。但是她必须先把风险跟大家说到。
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福兴镇的亮亮家庭农场成立于2013年，唐亮是农场负责人，小时候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唐亮很早就成为留守儿童，只有过年的时候家人才能团圆。童年的经历深深影响着唐亮，他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创业机会不用再让父母远行，能让分散的家庭重新团聚。
一次偶然的机会，唐亮看到报纸上一篇关于CSA农场的报道，眼前一亮，决定回家办农场。那时唐亮已经在重庆有了稳定的工作，“父母开始是不理解的，他们认为读了那么多书，回家种地不就是浪费吗？”几番劝说并没有让唐亮动摇，他到“小毛驴”和分享收获农场学习CSA农场的运营，拉上父母和叔伯亲戚，一家30亩地、几口人劳作的家庭农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石嫣一家人的工作和生活也类似，都在分享收获农场，陪伴父母、照顾小孩，家里人还能吃上自己种的有机产品，这样的生活很满足。
一所农业职业教育学校
从2008年到现在，慕名而来参观分享收获农场的人不计其数。从这里走出去创办CSA农场的人分为两种：一是成为农场工作人员，积累经验后离开；另外一种就是参加分享收获农场举办的新农人培训项目。
“我们第41期生态新农人培训明天开始，为期两周的线上培训。”11月20日，石嫣在朋友圈发布了新一期培训班已开班的消息。自2016年起，分享收获农场开始组织新农人培训，培养懂技术、会经营的返乡青年和新农人，为他们提供有机农业、生态农场技术、运营等有关项目咨询。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来自不同领域，已有1000余人。
“培训内容主要是分享收获农场的整个运营模式和生态农业技术。”石嫣介绍，第一课是了解农业政策，特别是土地性质，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弯路。很多人在签订土地合同时，就会遇到问题，比如好不容易从农民手中租下地来，投入资金进行生产，结果过了一两年，农户不租给你，你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倡导跟村集体直接签订合同，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问题。提前了解类似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想从事农场的新人来说，能够避免损失。”
后续的课程会涉及到生产、销售、客服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等。通常参加完新农人培训班的学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石嫣都会劝学员不要盲目去建农场，从事农业一定不能是一时冲动。
新农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石嫣在2019年做过一次内部调查，新农人的平均年龄大概在40-50岁，他们基本上受过良好教育，学历在本科以上；返乡投资的规模能够达到100万左右，甚至更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读书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城市里工作一段时间后又想回到农村。因此，也将他们归纳为市民资本。
王建钧是云南梓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是第二期新农人培训班的学员之一。
硕士毕业后的王建钧在云南一家国有单位工作，收入稳定。农村出身的他始终牵挂着农业，工作之余观看农业频道的相关案例，学习每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他觉得农业大有发展前途。
王建钧和社区支持农业结缘于2014年。那年，他在昆明参加了一场由某香港公益机构举办的社区支持农业培训。会上得到了一本叫《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之甦动》的书，介绍了多地社区支持农业实践的案例。王建钧认为社区支持农业这个方向很实用，于是辞掉工作准备大干一场。
“买了几本书，再看看‘小毛驴’和分享收获农场的相关资料。照葫芦画瓢，农场就这样建起来了。”干着干着，王建钧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交流，总是有点儿闭门造车的意思。
得知分享收获农场要举办新农人培训班，王建钧立马报名，参加了为期7天的培训。“培训前后的差别还是很大的。”王建钧讲到，查资料，看报道，都只能看到农场光鲜艳丽的一面，很难深入到背后具体的难点。
回到农场，王建钧把所学都用在实际操作中：按照分享收获农场的经验，一年种植100多个菜品；发展养殖；举办亲子活动；运营有机餐厅……
多项目的同时启动并没有给王建钧带来很好的收益，2017年底，农场经营困难。王建钧对比分享收获农场的经营条件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一方面昆明的消费市场不能同北京相比，利润方面会有一定影响；一年突然增加很多菜品，并不能了解每个菜品的技术和特征，会导致不能根据市场来调控生产。另一方面，石嫣完善了电商市场，如果农场生产蔬菜项目有亏损，她还可以从其他项目上弥补回来。更为重要的是，项目启动太多，人员匹配赶不上，步子迈得大了一些，最终造成哪个项目都不能变成精品，也挣不了钱。
调整，必须要采取措施。这时王建钧也想到社区支持农业概念进入国内也要适应本土化发展，分享收获农场的模式固然是好，应用到昆明也需要做出适应性改变。
2018年，王建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停掉了养殖、餐饮接待等项目。种植方面，他开始减少菜品生产，根据当地独特的气候和产品上市时间差遴选番茄和胡萝卜两个单品作为发展重点。从那个时候起，农场转型，开始活过来了。
这两年，王建钧也参加了石嫣举办的新农人培训班，不过他的身份变了，不再是学员而是作为讲师被邀请参加。在培训班上，王建钧会讲到社区支持农业要翻越几座大山，有团队问题、供应链建设等等，关键的一点是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因地经营。
石嫣所设计的培训课程完整介绍了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链，分享收获农场就像是样板间一样，可供新农人学习和观摩。等到他们自己开始建设农场时，可以根据情况选择怎么去运营。比如唐亮，他回家后并没有着急学习分享收获农场一年种100多个品种的蔬菜。他知道多品种生产只适合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考虑到家乡消费市场的辐射范围和农场的差异化建设，他只专注生产具有特色的小黄姜，方便存储和运输。
“CSA农场运营的核心思想能够被复制，但并不是简单复制就能成功。如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具有特色的CSA农场是每个新农人都需要思考的，这也决定了他的农场是否能够顺利经营下去。”石嫣补充说，现在的农场是一个学校，是一个新农人学习的孵化器。而她则是农业职业教育学校的校长，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这也是生产者之间的互助。
建立系统
“CSA农场、有机市集、消费者合作社、有机餐厅、使用有机蔬菜的学校等构成了一个网络，分布在全国各地。”石嫣拿着一张“中国CSA农场地图”向记者介绍到，过去十几年里他们发动新农人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社区支持农业社群。
在石嫣看来，地图上一个个小圆点绘制成的网状图是CSA农场本土化最大的亮点。“国外CSA农场发展几十年了，至今仍没有形成国家规模的CSA农场联合体，我们发动新农人比调动消费者的主动性要容易多了。”
“不同于美国CSA农场配送标准化的菜品，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多样，中国人吃蔬菜在食材里占比比较多。”石嫣说到，每一个农场都可能有若干个主打产品，以他们农场为例，主要生产蔬菜但没有大米、水果等产品，一旦消费者需要这些产品，农场就没有办法。
“社区支持农业社群也是一种带货渠道。”石嫣讲到，社群里，有一家种植樱桃的农场，几年经营下来连续亏损，樱桃长期处于滞销状态。2018年，他求助社群里包括分享收获农场的二十多家农场帮他销售。没想到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樱桃全部售罄，解决了他的销售问题。到这一两年，他的樱桃已经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
农场之间的互助得益于国内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因此，石嫣他们想到在全国形成一个分销平台，既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要，又能扩大CSA农场市场，解决部分地区农场销售难的问题。
“并不是任意产品都能上架网络销售平台，它必须符合标准。”石嫣打开分享收获食物社区小程序，上面列着“有机蔬菜、新鲜水果”等19个分类，点开紫色胡萝卜的页面，能够清楚看到生产者、产地等信息。
一般而言，要想在分销平台上架产品，必须得到已加入CSA农场的认可，这些农场负责人必须一同到生产地考察抽检。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重复的工作，耗费大量人力。有部分社区支持农业的家庭农场更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帮助农场完成互相认可的程序。
成立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组织及一套大家认可的标准，减少多次考察、认证等弊端，显得十分重要。2019年在第十一届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上，社区支持农业社群决定组建合作社负责考察认证工作，目前已成立了18家省级合作社。
CSA农场、市民农园、田园体验、农业教育、食品文创、管理咨询……从概念传播到本土化，社区支持农业已经在中国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长出了各自的枝丫，形成了成熟的发展链条。
但石嫣并没有就此停止，他们还在折腾，试图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为社区支持农业注入新的灵魂，试图盘活村庄里的人和物，用一个农场去带动一个村庄的发展。“我们现在的能力和资源已经完全可以盘活一个村庄的闲置资源资产，增加村集体收入，而对我们来说村子也是一个更大的平台。”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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