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不是每种秸秆都如此“幸运”。农作物秸秆主要包括小麦、水稻、玉米、薯类、油料、棉花、甘蔗和其他农作物，每种农作物秸秆生长环境、体积质量、腐熟速度等特点各异，无法一概而论，各类还田技术亟需进一步完善。

　　为提高农民秸秆还田积极性，近年来各地政府争相发放补贴资金，但一些农民对还田还是“不太感冒”。尤其是部分散户的小块地、自留地、坡耕地，田间管理水平较差，秸秆本身带有病虫和虫卵，深埋进土壤里后专门吃农作物的嫩芽，况且农民自身没有机械，还田成本较高。此外，在一些冷凉地区或茬口紧张季节，秸秆粉碎还田后腐熟分解速度比较慢，缺乏高效环保的快速催腐技术等也是制约秸秆进一步提升利用率的堵点所在。

　　离田方面，每年仍有9000万吨左右的秸秆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还有极大潜力可挖。

　　以官山镇为例，每年生产的玉米秸秆全部离田制作青贮饲料，与之相比，“水稻秸秆利用价值不太高，8万吨水稻秸秆只有一半打包离田。”杜健介绍，官山镇正在探索水稻秸秆经过高温裂解制成液体燃料，并不断尝试拓展利用途径，力求将秸秆“吃干榨尽”。不过，想要补上离田利用的“短腿”，关键还需装备科技的支撑。

　　又如，适宜国内丘陵山地等复杂地形的高效秸秆收集打捆机具供给不足；饲料化方面集成秸秆青贮防霉、氨化处理与饲养管理、饲料搭配的一体化科技成果供给不足；秸秆固化、炭化生产设备产量低、能耗高、寿命短问题依然存在等等，想要实现高附加值离田，还需继续补强各项短板。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姚宗路告诉记者，秸秆中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三素”）高效转化是秸秆高附加值利用的基础，除了生产能源和肥料外，还能生产很多更有价值、更符合绿色低碳理念的生物基产品、功能材料等。但目前对该技术的研究尚未突破瓶颈，“三素”定向转化产品得率低，“三素”分离及酶解技术成本高，生产的产品总成本不划算，无法形成高值产业“新循环”，还是陷入低值利用的“老循环”。他呼吁产业发展能够得到更多政策与资金支持，将技术提上去、成本降下来。

　　调查中，记者也发现，还田与离田似乎存在某种“竞争”关系。当还田的生态效益与离田的经济效益“碰面”，农民往往根据政府补贴和收益进行倾向性选择，一些地区在利用途径上严重“偏科”，过量还田或过度收集问题屡见不鲜。

　　俗话说，取之于地，还之于田。姚宗路与多位专家认为，无论是哪种离田利用方式，都应先满足秸秆还田需求，在满足土壤有机质稳定提升的基础上，其余秸秆再拿去离田高值利用。秸秆处理既不能图省事，把还田作为解决秸秆问题的唯一渠道，给农业生产带来新的生产和环境问题；又不能只图挣钱，连年把秸秆全部收走，使耕地地力难以为继。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秸秆综合利用的“七十二变”，折射出秸秆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意义之重。

　　当前，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疏堵结合、以用促禁”的工作格局已形成，高于88％的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历史高位，很多省份已连续多年保持在90％以上。但是，一方面，秸秆年年都产生，持续保持高位利用压力大；另一方面，最后没利用的百分之十几的秸秆，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采访中，多位专家、政府人员、企业负责人表示，秸秆综合利用依然面临还田技术不完善、离田收储成本高、产业化开发跟不上等问题，实现高值化利用、高质量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姚宗路认为，秸秆科学高效利用接下来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科学还田。“不能为了还而还，也不是还的量越多越好”，下一步应该优先考虑还多少、怎么还、不同地区如何还？这就需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耕作特点和产业实际，统筹规划好还田与离田。

　　今年是河南开展秸秆还田监测的第三年，河南农业大学副研究员冯伟介绍，由于缺少长期监测数据，还田对作物增产的作用不是特别明显，“但是还田改良了土壤结构，对作物生长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点是肯定的。下一步要继续加强秸秆还田长期性监测工作，进一步明确因地适区的多样化秸秆还田方式，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与作物增产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