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倒头’（当地方言，即去世），孝子贤孙都在灵前守着，不得出门。从报信、筹办、下葬，到记账、送亲朋……都依靠乡亲帮衬。就拿做席面来说，我们这里人办红白事，都是村里主厨做饭，乡亲帮厨，很少有人家去饭店消费。”前冯桥村红白理事会副会长姚树彬告诉记者。

　　前冯桥村的主厨姚树申今年71岁，从19岁开始担任主厨。“干了50多年，从没有收过钱。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再忙也是帮忙。”姚树申爽快地说。在郭坊村、王桥新村、耿庄村……记者在走访的几个村庄里都能找到这样一位义务主厨，不仅每个人都有拿手好菜，个别人还有厨师证。村里人给主厨们起了个响亮的别称——焗长。

　　虽然有村里人义务帮忙，但在移风易俗工作开展以前，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依然花费不菲。在采访中，在红白理事会任职的老人们一起回忆，逐渐还原出一场像样葬礼的步骤。

　　第一步，报丧。报丧必须人送信，不得打电话。如果是女性村民去世，其娘家可能在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外。事主家也要委托得力的人跑一趟。亲属多的人家得找数十人报丧。

　　第二步，搭灵棚，请响班、戏班子。响班需6个人以上，大约要1000多元。戏班子根据人数多少和规模大小价格不等，最普通的也要1000元以上。

　　第三步，支锅，买食材，宴宾客。在村里开阔的场地或者自家门口用木板搭桌子。一席至少9碗菜，讲究的人家要“三大件”完备，即鸡鸭、鱼、肉都要有。郭坊村的主厨谷甲田介绍，2003年村里人最讲排场，“整个的肘子、整条鱼上桌是普遍的需求。”姚树申则认为最讲究的白事酒席在2000年前后，他的拿手好菜糖醋活鱼经常成为宴席上的亮点。一场葬礼常常有数百人参加，至少需五六十桌酒席。麒麟镇获麟集村主厨冯勋连介绍，曾经有一场白事多达150桌，800多人就餐，帮厨要二三十人，仅食材花费近万元并不罕见。

　　第四步，吊唁。这一环节最费钱的是孝衣、孝布，来吊唁的远亲、同村晚辈都穿孝。有的村为了方便，现场安排来宾扯几尺孝布裹在身上表示穿孝，有的村当天要组织妇女现场缝制简易白衣供吊唁的亲朋披上。白布通常100尺一卷，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有时要用两三卷白布。有的人参加完葬礼，带回来的孝布够缝一条棉被的被里。

　　第五步，火化，送殡，下葬。这一流程最难的是“二次装棺”。当地有骨灰盒外套棺材下葬的习俗，称为“成殓”。一个棺材两三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当地有女性用雕凤棺、男性用雕龙棺的说法，有雕工的棺材虽然昂贵，但很长事主家脸面，一度受到追捧。王桥新村的村民回忆，该村出现过的最贵棺材价值2万元。另外，送殡过程中，事主家要给亡者烧一套纸扎，叫“送三”。纸扎也有很多种类，轿子、房子、桌椅、家具……花样繁多不胜枚举，价格也贵得离谱。

　　第六步，圆坟。下葬后第二天，事主家添坟还要摆席，宴请亲朋。

　　巨野县2015年下半年对乡村红白事进行调研，调研组到200余个村庄走访群众近万人次。调研报告指出，受传统习俗影响，广大城乡婚丧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现象尤为突出，破坏了社会风气，老百姓意见很大。在丧事上，大操大办、“二次装棺”现象普遍存在，一场丧事光摆酒席就要花费两三万元，一口棺材动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有的群众说：“政府再不管管这个事，我们都没法活了。”

　　不少人对白事大操大办心存不满，但轮到自己家还是要操办。“为啥？怕被戳脊梁骨呗。老人去世，后辈办得寒碜，棺材薄、酒水劣，就会背上不孝的名声。”前冯桥村党支部书记姚元臣介绍。王桥新村党支部书记王步连说：“其他人家遇白事都请客，我家不请客？我不要面子吗？这就是村里人普遍的心态。”其他几个村的村民也有类似说法。

　　中国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其才表示，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村里人的评价对村民个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红白事既是个人的人生大事，也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具有传统性和社会性。自己家有了红白事，气氛越热闹，越意味着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本村人认可。若是一场白事办得寒酸冷清，就会被冷落、议论。普通人更倾向于多花钱买个好名声，这是村民正常的心理。移风易俗工作为何要做，就是红白事的特点所致，依靠村民个人难以摆脱这种社会规范、社会评价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