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枫生在演讲中说：“农民工的边界在逐渐模糊，但农民工底层的本质却依然坚挺。而‘农民工二代’的出现更在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固化的残酷与严重。”他认为，城市融入方面，农民工一直没有停止自己要挤进去的脚步。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是问题，关键是城市应该讨论，有多大的空间和胸怀来接纳农民工。

　　近些年来，城镇建设日新月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明显增加。但进入城镇的农民工，绝大多数还只是有就业而难以安家。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大量实际难题需要解决。

　　国家统计局在常规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基础上，2010年在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处于尴尬境地。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农民工融入城市，关系到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提出，要逐步实现户籍与附加其后的社会福利“脱钩”，支持农民工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让农民融入城市不再受到户籍之困。

　　“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及其归属感，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至关重要。随着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俨然已成为一个“界别”或者功能社群。他们能否以及如何融入城市，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更关乎国家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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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徐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