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恒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繁荣与发展，与伴随农村改革而产生的农民工群体密切相关。

　　30多年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亿人，近10年来就增加了近3亿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进城的农民工。当前我国约有2.6亿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约1.64亿人，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既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更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这10年，党和政府不断清除不合理政策和限制，倡导公平对待农民工，不仅促进了传统劳动用工制度的变革，以及跨地区、跨城乡人力资源市场的逐步形成，而且冲破了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推动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贡献举足轻重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中国制造”上，而“中国制造”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广大农民工为主体的亿万中国产业工人的成就。

　　2009年和2010年，中国产业工人连续两年作为一个群体，入选美国《时代》年度人物，登上美国著名财经杂志《财智》当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有专家评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工人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巨大贡献，正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形象代言人。而优秀农民工的形象也越来越多地通过国内大众传媒被民众所了解。

　　陕西岐山县的农民巨晓林，1987年从一位普通农民工做起，在修建接触网的农民合同工岗位不断学习和创新，撰写的国内首部电气化铁路接触网工技能操作教科书，成为数千名电气化铁路接触网工的“操作宝典”。他创新施工方法80多项，创造经济效益1000多万元，现在是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高级技师。今年6月28日，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巨晓林荣获“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荣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我国科技泰斗王大珩誉为“当代鲁班”的农民工发明家赵正义，36年锲而不舍立足岗位成才，从一名砌墙抹灰的农民工到企业经理，从初中生到研究生，再到高级工程师，拥有专利102项，其中49项为发明专利。其中，他15年前发明的“混凝土预制构件组装式塔机基础”（世称“赵氏塔基”），填补了世界建筑技术发展的一项近百年的空白，仅在我国建筑业全面推广，每年就可节约水泥196万吨、钢材33万吨、砂石料1130万吨，减少混凝土垃圾725万立方米，创造经济效益61亿元。

　　管章英是一名来自安徽的外来务工者，进入上海大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十几年来，她从缝纫工一步步成长为管理生产车间的经理，成为“新上海人”的杰出女代表。作为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农民工带头人，她曾获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农民工、上海市优秀外来务工女性、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农民工这一新兴的工人队伍在人数上已超过传统工人人数，成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已占城市第二产业用工量的60％以上，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80％以上。农民工的转移就业也促使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结构调整与优化。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亿万中国产业工人，以其勤劳、坚韧的精神为中国乃至世界创造了巨大财富。他们常年劳作，吃苦多，奉献大，为农村经济不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作出了贡献，保障了城镇二三产业的持续发展，为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提供了基础支撑，为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赢得了主动。

　　社会地位和权益保障程度显著提高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千方百计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包括政治权利、工资待遇和各种保险等，广大农民工在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越来越多地共享发展成果，工作与生活境遇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地位和利益保障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从缺乏公平对待到诚心善待、从限制进城到提供更多服务的根本性转变。这是了不起的进步，也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脚步。

　　2003年，重庆市的一个普通农妇以她不普通的大实话，推动了农民工利益的保护。这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工作途中，来到位于库区腹地的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看望乡亲们。打完猪草回家的熊德明向总理反映，她的丈夫李建民有2300多元的工钱已被拖欠了一年，影响孩子交学费。在温总理的关心下，熊德明一家当晚就拿到了工钱，拖欠民工工钱的问题也由此引起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

　　熊德明鼓足勇气向总理说了“实话”，成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带头人，并因此荣获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她的“实话”开启了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讨薪运动：重庆市开展“百日欠薪大检查”活动；北京市政府宣布，今后凡是严重拖欠民工工资的企业将被赶出北京建筑市场；江苏、广东、湖北等省也相继出台政策维护民工权益。

　　历史也将铭记这一年：2003年，国家果断废止了城市收容遣送条例，着手消除对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进城务工经商的束缚，大规模开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行动，大力整治农民工劳动就业环境。这些行动，促进全社会开始正视和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温暖了亿万农民工及其家人的心，使他们看到了工作和生活可以越来越幸福的希望。

　　之后，有关农民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陆续推出。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首个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文件，对做好农民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意见》要求，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劳动合同试用期的规定，不得滥用试用期侵犯农民工权益。劳动保障部门要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要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

　　2011年，文化部等三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首次对农民工文化建设进行全面部署，是政府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一步。《意见》明确，到2015年，我国将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将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提出了“发挥公益性文化单位的骨干作用”、“推进重大农民工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等具体措施，为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文化工作厘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

　　今年1月，民政部发布的《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充分肯定：“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意见》要求，构建以社区为载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平台，落实政策扎实做好农民工社区就业服务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的权利，健全覆盖农民工的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大力发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领域不断拓宽，工资水平逐步提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加快解决。

　　农民工社会地位和利益保障程度的提高，还体现在农民工政治参与度的不断提高之中。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无记名投票，时任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胡小燕成为首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今年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农民工代表当选。在8月13日公布的党的十八大代表中，像巨晓林一样的农民工有26人。

　　解决“半城镇化”是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2011年，随着两位农民工歌手在央视春晚翻唱歌曲《春天里》的走红，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透过“旭日阳刚”那质朴、倔强且略带沙哑的声音，人们强烈感受到草根阶层对于生命艰辛困境的表达和对梦想的执著追求。

　　在2011年7月于北京举行的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讨会上，曾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赵枫生受邀做了代表农民工诉求的演讲。他是2007年到北京打工的，当过服务员，摆过地摊，给小区送过酒送过水；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前几个月曾筹划“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大型农民工演唱会未果；2009年5月，曾召集来自22个省、52名农民共同联名向民政部递交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申请，9月成立枫生农民研究所。

　　赵枫生在演讲中说：“农民工的边界在逐渐模糊，但农民工底层的本质却依然坚挺。而‘农民工二代’的出现更在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固化的残酷与严重。”他认为，城市融入方面，农民工一直没有停止自己要挤进去的脚步。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是问题，关键是城市应该讨论，有多大的空间和胸怀来接纳农民工。

　　近些年来，城镇建设日新月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明显增加。但进入城镇的农民工，绝大多数还只是有就业而难以安家。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大量实际难题需要解决。

　　国家统计局在常规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基础上，2010年在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处于尴尬境地。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农民工融入城市，关系到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提出，要逐步实现户籍与附加其后的社会福利“脱钩”，支持农民工享有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让农民融入城市不再受到户籍之困。

　　“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及其归属感，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至关重要。随着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俨然已成为一个“界别”或者功能社群。他们能否以及如何融入城市，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更关乎国家发展的未来。

　　版式统筹：常怀深编辑：李沣张凤云赵经平

　　本报记者徐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