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说，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体制和投入。从体制角度来看，要促进农业科研、农技推广与生产应用紧密结合；从投入角度来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着眼建立长效机制，提出要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

    “但是增加了投入，钱怎么用到刀刃上，还需要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这样才能使农业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陈锡文说。

    城镇化率提高对“三农”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

    针对城镇化率提高会给“三农”带来怎样影响的问题，唐仁健说，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这是中国社会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对“三农”工作具有极其丰富的政策含义，重点应该解决谁来种地、农民怎么进城、乡村如何治理等三个大的问题。

    “解决‘谁来种地’应该有3个方面的主要措施”，唐仁健说，一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培育和创新农业的经营主体。二是要培育职业农民、专业农民，让新一代有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或者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经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讲到了这一点，今后青年农民回乡创业，包括搞家庭农场，在财税、信贷政策上都要给予相应的支持。三是要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而今后农民如何进城的问题，总的来讲，要让农民进城以后能够真正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引导农民工和农民就地转移就业，让他们带着财产进城。”唐仁健说，对于乡村治理的问题，总的来讲，要建立立足国情和适应发展需要，建立党组织领导、能让农民充分参与、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机制，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

    在“三化”同步推进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陈锡文说，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保持原有法律政策的稳定以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于稳定农村的土地政策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出了“三件大事”：一是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完成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二是由农业部牵头，开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三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提出对土地管理法中涉及到征收农民土地条款的修改。

    谈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国际合作时，陈锡文说，中国占世界19%的人口拥有占全球22%的粮食总产量，因此，从总量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陈锡文说，中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有多种方式，如到一些粮油出口国家设立农产品初级加工厂，既帮助当地扩大就业，也能把一部分利润和税收留在当地；还可以采取援助技术和经济的措施。“我们坚信，把这些地方的粮食增产潜力发挥出来，增加全球的粮油供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农产品的贸易也好、农业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也好，一定要争取双赢和多赢的格局。”

    针对记者关于化肥、农药如何使用等农业技术及土地规模经营的提问，陈锡文说，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本身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具体的农业技术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化肥农药的生产者、供给者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供更加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肥和农药。二是指导农民科学地使用化肥和农药，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三是采用新技术，特别是在农业中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生态农业，如沼气技术。

    陈锡文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户均经营规模应当和必须逐步扩大，但有两点需要把握，一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农业规模是一种适度的规模，这个适度就是人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动态适应。二是土地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一定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不能强制推进，同时，要更加注重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中国农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