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朝武

    2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就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要靠科技

    陈锡文说，今年中央决定继续发布以“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为主题、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一是从形势变化看，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严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稳中求进，必须避免农业出现闪失，避免主要农产品供给出现问题。二是从发展需要看，要稳住今年农业生产，长期稳定地保障我国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靠继续增加农业水土资源已没有多少余地，必须靠提高单产，根本是要靠发展生产力，通过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增产增收、提质增收、节本增收。因此，巩固农业农村好形势要靠科技，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更要靠科技。三是从工作指导上看，中央发出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有利于突出工作重点、明确政策指向、集中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中央指导“三农”工作的政策导向和主要信号，成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的集中体现和鲜明标志，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抓手。

    “总的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既抓住了发展要害、回应了基层关切、兼顾了当前长远，又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三农’政策体系。”陈锡文说。

    文件特别突出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中央一号文件共6章23条，紧紧围绕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个中心任务，在强调多措并举、多方努力的基础上，特别突出了推动农业科技进步。”陈锡文说。

    文件开头部分突出了三个重点：一是“三个绝不能”的工作要求，即绝不能因为连续多年增产增收而思想麻痹，绝不能因为农村面貌有所改善而投入减弱，绝不能因为农村发展持续向好而工作松懈。二是农业科技“三是三性”的定性定位，即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三是“三保三强”的总体思路，即强科技保发展、强生产保供给、强民生保稳定。

    文件正文部分有五个大的考虑：一是在文件框架上，重点强化“三大支撑”，即农业科技支撑、基础设施支撑和市场流通支撑。二是在“三农”政策体系上，明确提出“三大指向”——强农惠农富农。这是重中之重战略思想的丰富发展，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方针的细化实化，是强化农业基础、惠及农村发展、富裕农民生活的精炼表述和精辟概括。三是在“三农”投入上，再次要求“三个持续加大”，即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四是在强化农技推广服务上，集中推出“三条政策”：即实现在岗农技推广人员工资收入与基层事业单位平均水平相衔接，今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本覆盖农业县（市、区、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五是在新型农民培养上，主要采取“三大举措”：即进一步提高涉农学科（专业）生均拨款标准，对到农村基层工作并符合条件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实行国家补偿学费和代偿助学贷款，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并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让农村每个后备劳动力都掌握一门技能。

    “去年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3.5%，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尤其突出强调农业基层推广体系的能力。”唐仁健说，一方面是做强“主力军”，就是经常讲的“七站八所”。强调条件改善和能力建设，激励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强调转换机制、增强活力，全面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实行绩效考评。另一方面是做大“方面军”，通过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学、专业合作组织、企业等开展农技推广，如今后将实行推广教授、推广型研究员制度，在财税方面，国家将给予相应的支持政策。

    陈锡文说，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体制和投入。从体制角度来看，要促进农业科研、农技推广与生产应用紧密结合；从投入角度来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着眼建立长效机制，提出要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

    “但是增加了投入，钱怎么用到刀刃上，还需要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这样才能使农业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陈锡文说。

    城镇化率提高对“三农”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

    针对城镇化率提高会给“三农”带来怎样影响的问题，唐仁健说，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这是中国社会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对“三农”工作具有极其丰富的政策含义，重点应该解决谁来种地、农民怎么进城、乡村如何治理等三个大的问题。

    “解决‘谁来种地’应该有3个方面的主要措施”，唐仁健说，一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培育和创新农业的经营主体。二是要培育职业农民、专业农民，让新一代有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或者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经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讲到了这一点，今后青年农民回乡创业，包括搞家庭农场，在财税、信贷政策上都要给予相应的支持。三是要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而今后农民如何进城的问题，总的来讲，要让农民进城以后能够真正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引导农民工和农民就地转移就业，让他们带着财产进城。”唐仁健说，对于乡村治理的问题，总的来讲，要建立立足国情和适应发展需要，建立党组织领导、能让农民充分参与、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机制，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

    在“三化”同步推进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陈锡文说，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保持原有法律政策的稳定以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于稳定农村的土地政策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出了“三件大事”：一是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完成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二是由农业部牵头，开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三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提出对土地管理法中涉及到征收农民土地条款的修改。

    谈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国际合作时，陈锡文说，中国占世界19%的人口拥有占全球22%的粮食总产量，因此，从总量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

    陈锡文说，中国农业参与国际合作有多种方式，如到一些粮油出口国家设立农产品初级加工厂，既帮助当地扩大就业，也能把一部分利润和税收留在当地；还可以采取援助技术和经济的措施。“我们坚信，把这些地方的粮食增产潜力发挥出来，增加全球的粮油供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农产品的贸易也好、农业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也好，一定要争取双赢和多赢的格局。”

    针对记者关于化肥、农药如何使用等农业技术及土地规模经营的提问，陈锡文说，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本身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具体的农业技术有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化肥农药的生产者、供给者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供更加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肥和农药。二是指导农民科学地使用化肥和农药，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三是采用新技术，特别是在农业中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生态农业，如沼气技术。

    陈锡文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户均经营规模应当和必须逐步扩大，但有两点需要把握，一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农业规模是一种适度的规模，这个适度就是人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动态适应。二是土地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一定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不能强制推进，同时，要更加注重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中国农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