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说法，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罪证。一交待就没完，反右派我成了落网的。1959年，有一次在路上我就跟同事说，不就是大跃进吗，怎么弄的这么被动，到处都没有吃的。后来，我的罪名就是：大跃进弄了个大被动，毛主席也不知道怎么头脑发热了。还有一个问题谈我的民主观点，当时我说过，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发言权，结果大家哄堂大笑，都觉得我这话是怪论。这样就被整了好几个月，直到过年，说什么反对毛主席，说我看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后来，我们都受处分了，我们各自被降了两级。其实，就是我们反对人民公社。他在延安写的反对大跃进的文章，他们印出来，标了个标题：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报社中一共是四个，有我们俩个，说犯严重错误，降了两级工资，工作也停止了。

    然后，我被下放到一个地方，就是甘肃。兰州分社的同事还跟我们讲，说以前出去的火车都是空的，现在出去都是满满的，说甘肃很好。但是到生产队，你会发现不一样。1959年和1960年下乡了两次，那时饥饿得厉害。当时，男同事起的早，跟我们说，一开门发现树皮都被剥光吃了。

    1962年我被平反，回来后就恢复工作了。当时认为党能作检讨，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就非常非常感动了。

    对大寨的报道和评论

    主持人：据我们了解，人民日报对曾成为20多年的全国农业典型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报道，开始于何老师1963年8月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具体采写过程是怎样的？

    何燕凌：我就去了大寨一次。那时候提倡干部参加劳动，我们要写一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评论。当时，有反映说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比较好，我和另外一位参与写评论的同志就到了昔阳。到那里后，县里就推荐我们去大寨村（当时还叫大砦村），我就去了，另一个同志就回去写社论了。我在大寨住了几天，写了《在农村阵地上》的长篇通讯，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大寨。

    我从大寨回来的时候，陈永贵要送我回昔阳县城，过一条河，要淌河水过去。他非要背着我过河。我认为不妥，怎么能让人背呢？我就走在前面，自己淌水过来。不让人背，结果人家不理我了。他是不识字的人，挺老实的。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大寨之路》，把“大砦”改为更通俗的“大寨”，“狼窝沟”也改名为“狼窝掌”。同日配发了由我起草的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把大寨人的精神提到了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高度。

    宋铮：我也去过大寨，大寨田种得实际上很好，水渠也修得好，庄稼长得也好，就是当时太“霸道”了。

    一定要善待农民，减少农民

    主持人：你们曾长时间从事农村新闻报道，想必也一定很关注目前的农业农村发展。您两位如何看待目前我国“三农”发展的状况？

    何燕凌：过去几十年折腾粮食问题，有很多人被整都是因为粮食问题。农村问题就是农民苦，道路没有走顺，一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

    最初要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要解决整个国家价值取向问题，关于解决走什么道路问题。毛主席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要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这个是正确的，是一个方向，实际上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要消灭农村和城市的界限。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农村绝对不可能像中国这样有这么多农民。这对国家的发展是一个最大的阻碍。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在建国后应该是一个大方向。现在农村的农民减少了很多，其实，在几十年前，就应该减少农村人口。人口比率要颠倒过来。你想中国农村农民这么多，怎么发展，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不可能协调的。

    主持人：党的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构想和发展路径。在这些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你们对未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望？

    何燕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改革配套的话，就会对腐败和垄断经济形成抑制。现在农民的土地大量被征用，来交给开发商。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甚至几年都不给补偿，政府和开发商结合起来搞开发，却忽略了农民的利益。农民的维权和维稳相冲突，维权就很难。希望今后各地都能善待农民，同时有效减少农民，让农业和农村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