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在西柏坡的革命纪念馆，醒目地写着毛主席总结的一句话，说：有了土改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这是不是说，土改政策促进了翻身农民入伍当兵，推进了新中国的建立？

    何燕凌：是的，当时有一句话就是“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每一次土改一结束，必有一次参军热潮。土改和招兵是紧紧结合的。得到利益的农民就积极参军，开赴前线，要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历史的发展证明，没有亿万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的支援，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宋铮：那时候斗争真的非常尖锐，在冀鲁豫国共拉锯战的地方，一会儿打过来，一会儿打过去，国民党占领区，地主还乡团真的很厉害，矛盾斗争尖锐。

    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

    后来，解放区土改进行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纠偏了，发了划阶级的文件。我们下去搞纠偏工作，基础就是划阶级。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一个地区的土改工作，我们有一个工作团，下去的叫工作队。工作结束后，1948年初的时候，人民日报发了整版关于当地土改工作的典型报道。

    何燕凌：土改以后，毛主席的晋绥讲话里批评了平分土地的模式，称其为“粗鄙的平均主义”，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不能搞农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在工人占主导地位，工业发展以后搞的，没有工业光是农业搞不成社会主义”。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懂什么是“农业社会主义”，后来胡乔木起草了一份“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作为中央文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概是在1949年初。这篇文章我们现在都认为写得很好。但因为当时的形势发展得很快，这篇文章没有很广泛地被重视和学习。

    迅猛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主持人：在解放初期，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应该有很大的比重吧？农村组除了新闻报道外，有没有专题的报道版面？作为专题记者你们是否经常到农村实地采访？

    何燕凌：最初没有专门的农村报道的版面，我们直接发稿给总编室。

    1953年冬天，我们集中力量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最重要的就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也就要大办农民合作社。那个时候安排我写通俗讲话宣传总路线，这个时候我写了一批社论。人民日报自己写社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宋铮：当时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整身心都投入进去了。我满脑子都是对毛主席的崇拜，当时认为这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很英明的。如果还让个体经济发展下去，就会两极分化了，农民就会受苦了。这对农民并不利，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其实照我们的理解，农村当时最适合的还是互助组。就是1952年、1953年时，我到农村组的时候，认为应该很好地发展互助组，能把互助组弄得很好。提出合作社以后，我们也认为合作社是一个生产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嘛，没有把它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只是觉得只是把合作的程度提高些嘛，比合作组织更大点、更固定点，有利于生产。自从总路线提出来后，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而不是生产改造问题了。最初这个思想很难扭转，农民很难接受的。这个能有利于生产吗？农民很是怀疑的。土改时农民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后一听说要吃大锅饭什么的，农民就很紧张。结果证明大锅饭也是行不通的。

    何燕凌：什么是适合农民的？“最好征求一下赵树理的意见。”最先提出来这个说法的是毛主席。他当时说，最了解农民情绪的是赵树理，合作社如何搞要听听他的意见。赵树理说不行啊，他们老家的亲戚都觉得把土地放在一块，生产没法搞。不但没有积极性，村干部也领导不起来。赵树理说了这么一通意见。后来，决定文件出来时，头一句就是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第一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第二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而且文件后面有好多要照顾小农经济的思想。这个就是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定。后来就是关于农村合作社的决定。那时候，农村合作社是一个新事情，搞新闻都对新生事物特别感兴趣，积极性也特别高，我们经常到农村去搞调查、研究这个农村合作社管理、经济管理、劳动组织、土地分工、生产分配、劳动力分配、收入分配等等。当时还是初级合作社，那时候还是比较合理。当时有十来户，最多几十户。刚开始生产大发展的情景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