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你们当时都调查过哪些典型村庄？感受到的合作化推进的情形如何？

    何燕凌：当时有山西平顺的西沟村、川底村等。这个时候，合作化的推进好多都是一到冬天就开始左了，一到春天就纠正。到1955年，粮食就挺紧张了，工业化使粮食越来越紧张。1954年冬天到1955年春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这时候在发展指标问题上，发生了毛邓争论。毛主席要办那么多，邓子恢不要办那么多。毛要各个地方领导都来，开书记大会。毛在关于农村合作社的讲话里头，还是提出要学习苏联经验，说苏联就是搞合作社，解决粮食问题。中国也要搞合作社，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工业问题。其实那时候也知道苏联粮食并没有过关（后来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很积极。除了报刊上宣传，还给人民文学写了几篇文章，说农村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歌颂毛的这一套农村合作化。1955年后，有些地方还是发展很慢，有些人还是不服气。后来秋天又开了一个大会。然后，毛要做调查，要各地送材料，编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各地一听，都怕，送过来的都是反映大有希望的材料。他看到这些材料，批那些机会主义者的思想更坚定了。而且他越要这些材料，地方送过来的就越是一些大有希望的材料。就这样，他原本想用这三本书来推动农村合作社的，没想到书还没发下去，农村的合作化就已经实现了。

    最早的大规模包产到户试验

    主持人：我看到有文章介绍说，温州1956年进行的大规模包产到户试验，是受何老师写的报道启发才开始的。是这样吗？

    何燕凌：1956年春耕一开始，一切问题就暴露了。因为，一并大社，生产不好的社和生产好的社并在一起，分配办法一改变，就有人吃亏。这样一开春农村就大乱。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曾经是研究行政管理的。赶快找一些材料，问一些大社有什么好的经验，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安徽有个材料，四川有个材料，主张包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我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个短文，叫什么生产组或社员也应该包产到户。这篇文章发出后，很多地方就开始照着做。比如浙江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当地大胆实施了著名的“包产到户”试验，参加的有上千个农业社。但批评的声音很快就出来了，反右的思想开始了。

    后来，管农村经济的主任就把我保护起来了。但后来有些村干部被送到监狱了，永嘉的县领导也被划为右派了，一个蹲点的干部被划为反革命了，因为他出身不好。

    下放农村锻炼与“右派”经历

    主持人：在“大跃进”期间如实地报道新闻是不是比较难？你们的新闻工作有没有受到影响？

    何燕凌：1958年，我被下放到陕西省延安县。不过我不是被划为右派，而是自愿下去的。当时说知识分子没有下到农村锻炼的要去锻炼，我是自己报名的，是第一批。右派还不能跟着我们去，得单独到劳改农场。大跃进不仅需要去延安而且需要到全国各地去了解农村的情况。这样，有些人去了山东、安徽等地方。当时，延安生产比较落后，干部水平、工作状况都比较落后。修水利都是吆喝着干，其实有些地方不适合也干。后来，让大家报生产计划，生产产量多少。延安还不是报得最高的，但也还是虚夸了。底下的干部也给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我给报社写了个情况，就像内参似的，但比较长，是个汇报。当时，报社本来让去了解情况，我当时在延安比较封闭，不知道当时的变化。汇报写上去后，报社根本没敢报。

    到了1959年夏天，收成就看出来了，这时候到了自然灾害时期了。大量农民都被抽去炼铁了，很少人干农活。老百姓都吃白米饭。没吃多久，生产队做大锅饭的锅都被砸了。政治高潮的时候，也就是1959年的时候就砸锅卖铁了。我为此写了篇关于改进管理、改进工作作风的社论，当时反响比较好，农业部也赞同。后来庐山会议开始，我们不知道庐山斗争的情况，还是如实地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

    宋铮：到1959年的春天我下去了，我两次坐火车，一次坐长途汽车，沿途一下车，就看到人们都扑到供应饭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吃到饭。后来，到了目的地也不供应饭，我们又没有吃到饭。那时粮食供应很紧张。他们说永城现已经饿死人了。饥饿的情况其实我在沿途也看到了，完全出乎意外。回来，我就汇报了，这一次，我还比较小心，是在党内汇报的，说了当时粮食紧张的情况。当时，五风：“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这些风的根源是党内民主生活水平不高。我举了一个例子，是我去的一个村子的书记说，那哪是粮食呀，外面是粮食，里面弄的都是草。我当时就讲了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