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总结推广才溪人民以革命战争为中心，搞好政权、经济、文教等建设的先进经验，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三次来到才溪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

    一天，毛泽东来到“衰坑”组织调查会，当听代表们兴奋地汇报“衰坑”妇女团结起来闹革命，组织起来搞生产，还组织了洗衣队、慰劳队、草鞋组，成了支前的主力军，并还很快学会了犁耕等农活技术，进一步巩固了劳动合作社时，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衰坑”人民的工作，并用商量的口吻亲切地对代表们说：“‘衰坑’村名不好，不如改为‘发坑’吧。”代表们听后高兴地表示“改得好，改得好”。

    1934年1月《才溪乡调查》发表了，毛泽东把“衰坑”的新村名“发坑”正式写进了著作里。毛泽东把“衰坑”改名“发坑”的消息像和煦的春风，吹遍了发坑人民的心田。此后，发坑人民在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军事围剿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被誉为模范村。

    “红军村”成就“九军十八师”

    在才溪溪畔的马道坝，有座“列宁台”，从1929年到1934年间，号召青壮年参军参战的动员会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扩大红军是当时革命的重大任务，蒋介石为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纠集几十万、几百万军队进行围剿。要巩固夺取政权的胜利果实，就必须动员广大青年参加红军。“在一个圩日，朱德同志亲自上台演讲，群众都很激动。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参军的。”林攀阶回忆道。

    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扩红热潮势不可挡，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父子叔侄一起上前线的感人场面。当年，才溪有三千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占全部青年的80%，一户二人以上当红军的有两百多户，其中年龄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只有12岁，这里涌动着红色沸腾，“红军村”被人们颂扬。

    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国民党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推进，横亘于长汀与连城交界处的松毛岭，成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屏障。

    那是一场恶战。“敌军发疯般一拨接一拨往上冲，打过来的子弹像下暴雨一样，铺天盖地地在我们头顶‘浇’下来。他们是50万人，我们只有3万。他们有飞机，有重炮，我们每人当时只有5发子弹、2个手榴弹。工事被严重破坏了，子弹都打光了，敌人冲进阵地后，我们就用刺刀，用大刀继续跟他们战斗。

    国民党士兵最怕拼刺刀，他们怕死，我们不怕死。”林攀阶的胳膊被子弹打断了，他说，“山上的尸体太多了，土都被血给染红了，当时要是卫生员没在旁边，我恐怕早就因失血过多也长眠岭上了。”

    “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长汀县志》这样记载松毛岭之战的惨烈。

    七天七夜的战斗后，一万多名红军将士的英魂留在了岭上。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的集结和转移时间。硝烟未散，红军便在松毛岭脚下含泪远足，开始了震撼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敢创第一”的才溪精神，被珍视为中国革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才溪三千参军的好儿郎，个个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至全国解放时，幸存下来的老红军只有36人。解放初期，中央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来才溪慰问时，有人汇报这里产生了9个军长、18个师长，从此“九军十八师”、“将军之乡”的美誉就传开了。其实，才溪有10位开国将军，占福建全省的12%，其中王奇才、林茂、林金亮三位来自下才村，将军们正是踏着父兄叔侄的血迹走向胜利的。

    “三千榔头八百斧”勇闯特区

    下才村有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每年夏天会结出累累的红色果实，因为它是80年前一位红军栽种的，人们称它为“红军榕”。八十年风雨沧桑，岁月蹉跎，唯有“红军榕”扎根于此，见证着才溪的巨变。

    红军烈士家属、下才村党支部书记王桃高每每说起这些，都会感慨不已。下才村是一个建在“山顶上的村庄”，属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人多地少、资源缺乏。“文革”期间，吃大锅饭，村里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有一年，林茂将军回到村里，看到山上的树已在大炼钢铁时砍光了，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他心疼地问，解放这么多年了，可咱村为什么还这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