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周铮李海涛文/图
才溪，这块热烈与厚重的红土地，革命薪火在代代相传！才溪人用无言的行动传承着才溪的精神，用骄人的业绩继续着才溪的光荣！
才溪，一个著名的革命老区，一块厚重的红色土地，被毛泽东称赞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
才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祥地，毛泽东曾三次到这里进行社会调查，写下著名的《才溪乡调查》。
才溪，“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敢创第一”的精神，被誉为“才溪精神”，成为中国革命宝贵的精神财富。
才溪，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敢为人先，“三千榔头八百斧，走出山门闯特区，”继续书写着才溪的光荣。
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只题写过两处亭名，其中一处就是福建的“光荣亭”。“光荣亭”见证着才溪的光荣。才溪，一个深嵌在闽西上杭山坳里的小山乡，却承载着中国革命厚重的历史。这里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乡、模范区”。在这块只有1.6万人的红色土地上，80％的青壮年男子参加了红军，1192人为革命血洒疆场；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中，从才溪走出的“九军十八师”史册名扬。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记者踏上了这块红色的土地，感受薪火相传的才溪精神，追寻彪炳史册的才溪光荣。
“毛主席为我们改村名”
这是一个三面环山、有七百多户人家的客家村落。一条蜿蜒的溪水在村中跳动，这就是才溪。溪水流经的小村叫下才村，人们也习惯地称它才溪。1933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为了表彰才溪人民的光辉业绩和巨大贡献，在下才村村口建起一个“光荣亭”。
虽然过去78年了，伫立在村口的“光荣亭”，在才溪人的心中，仍然是一座丰碑！是一个号角！它教育才溪人“要听党的话”，指引才溪人“革命冲在前头”。
一个雨霁初晴的日子，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光荣亭”前，95岁的老红军林攀阶默默站在亭前。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光荣亭”三个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在这个来过千百次的地方，林攀阶的思绪又一次奔涌：炮声隆隆，自己和红军战友们在山间浴血奋战；改革开放大潮中，儿孙们拿起榔头勇闯特区；鸟语花香的时候，游客们拿着各式的相机在村里拍照留念……一幕幕就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交织闪现。
记者来到林攀阶的家，这是一座翻建一新的三层小楼。客厅的墙上最中央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画像的旁边是一张被放大的老照片。林攀阶指着老照片告诉记者：“这是1930年在上杭县城拍的，我那时才14岁，是上杭县儿童局书记，左边的就是时任上杭县委书记王珍，后面是曾任西路军女子先锋团政委的巾帼英雄吴富莲……”
林攀阶所在的“发坑”是下才村的一个自然村，原名叫“衰坑”。“是毛主席为我们改的村名。”林攀阶自豪地对记者说。尽管八十多年过去了，林攀阶对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土地革命前，村里80%的土地被地主豪绅占有，佃户们过着“无谷进仓，肚子贴脊背”的生活，实在活不下去了，就背井离乡外出讨饭。好多人拖家带口四处流浪，直到人亡户绝。外村人认为这是个倒霉的村庄，就称之为“衰坑”。那时林攀阶的祖父也移居广东，直到红四军入闽，建立才溪苏维埃政权后才搬回家乡。想起当年的苦难，林攀阶至今仍唏嘘不已。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捡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队伍在井冈山会师组成的红四军，来到上杭。在红四军的策应支持下，才溪人民武装暴动成功，建立了人民政权。富有创造性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在这里形成，使农
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从此，“苏维埃”这个俄语音译名词，便在才溪人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在党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引下，翻身做主的才溪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干革命走在前头，搞生产力争上游”，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以及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等方面，创建了光辉的业绩，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乡。才溪荣获福建省“第一模范区”、中央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扩大红军模范乡”、“节约运动的模范”等多项光荣称号，被评为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
为总结推广才溪人民以革命战争为中心，搞好政权、经济、文教等建设的先进经验，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三次来到才溪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
一天，毛泽东来到“衰坑”组织调查会，当听代表们兴奋地汇报“衰坑”妇女团结起来闹革命，组织起来搞生产，还组织了洗衣队、慰劳队、草鞋组，成了支前的主力军，并还很快学会了犁耕等农活技术，进一步巩固了劳动合作社时，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衰坑”人民的工作，并用商量的口吻亲切地对代表们说：“‘衰坑’村名不好，不如改为‘发坑’吧。”代表们听后高兴地表示“改得好，改得好”。
1934年1月《才溪乡调查》发表了，毛泽东把“衰坑”的新村名“发坑”正式写进了著作里。毛泽东把“衰坑”改名“发坑”的消息像和煦的春风，吹遍了发坑人民的心田。此后，发坑人民在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军事围剿的土地革命斗争中，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被誉为模范村。
“红军村”成就“九军十八师”
在才溪溪畔的马道坝，有座“列宁台”，从1929年到1934年间，号召青壮年参军参战的动员会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扩大红军是当时革命的重大任务，蒋介石为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纠集几十万、几百万军队进行围剿。要巩固夺取政权的胜利果实，就必须动员广大青年参加红军。“在一个圩日，朱德同志亲自上台演讲，群众都很激动。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参军的。”林攀阶回忆道。
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扩红热潮势不可挡，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父子叔侄一起上前线的感人场面。当年，才溪有三千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占全部青年的80%，一户二人以上当红军的有两百多户，其中年龄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只有12岁，这里涌动着红色沸腾，“红军村”被人们颂扬。
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国民党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推进，横亘于长汀与连城交界处的松毛岭，成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屏障。
那是一场恶战。“敌军发疯般一拨接一拨往上冲，打过来的子弹像下暴雨一样，铺天盖地地在我们头顶‘浇’下来。他们是50万人，我们只有3万。他们有飞机，有重炮，我们每人当时只有5发子弹、2个手榴弹。工事被严重破坏了，子弹都打光了，敌人冲进阵地后，我们就用刺刀，用大刀继续跟他们战斗。
国民党士兵最怕拼刺刀，他们怕死，我们不怕死。”林攀阶的胳膊被子弹打断了，他说，“山上的尸体太多了，土都被血给染红了，当时要是卫生员没在旁边，我恐怕早就因失血过多也长眠岭上了。”
“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长汀县志》这样记载松毛岭之战的惨烈。
七天七夜的战斗后，一万多名红军将士的英魂留在了岭上。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的集结和转移时间。硝烟未散，红军便在松毛岭脚下含泪远足，开始了震撼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听党的话，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敢创第一”的才溪精神，被珍视为中国革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才溪三千参军的好儿郎，个个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至全国解放时，幸存下来的老红军只有36人。解放初期，中央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来才溪慰问时，有人汇报这里产生了9个军长、18个师长，从此“九军十八师”、“将军之乡”的美誉就传开了。其实，才溪有10位开国将军，占福建全省的12%，其中王奇才、林茂、林金亮三位来自下才村，将军们正是踏着父兄叔侄的血迹走向胜利的。
“三千榔头八百斧”勇闯特区
下才村有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每年夏天会结出累累的红色果实，因为它是80年前一位红军栽种的，人们称它为“红军榕”。八十年风雨沧桑，岁月蹉跎，唯有“红军榕”扎根于此，见证着才溪的巨变。
红军烈士家属、下才村党支部书记王桃高每每说起这些，都会感慨不已。下才村是一个建在“山顶上的村庄”，属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人多地少、资源缺乏。“文革”期间，吃大锅饭，村里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有一年，林茂将军回到村里，看到山上的树已在大炼钢铁时砍光了，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他心疼地问，解放这么多年了，可咱村为什么还这么穷？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下才村的时候，客家人那融入血液里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特质霎时被激发开来。
早在明清时期，才溪就是远近闻名的建筑之乡，盛产能工巧匠，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走向人生的第一课就是拿起榔头搞建筑，“九军十八师”们在参军以前，也大都以此为生。政策放开了，从不甘于贫困、敢为人先的才溪人，重新拾起祖传的手艺，走出山门闯世界。
王桃高今年58岁了，1977年从部队退伍后回到村里，改革开放后，他也是和同村青年们一起闯特区的。他对记者说，“别看我们是深山里的人，但骨子里都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身上一分钱没有，我们敢往大千世界里奔。”
村里最先走出去的是老红军林攀阶的侄子林瑞万。他走出大山，在广东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切从零开始，先是帮人修补铁桶、脸盆，后来慢慢发展，靠帮人打井起家，现在是东莞一家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资产过亿元。
在“列宁台”后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栋特别气派的别墅，问起这栋漂亮别墅的主人，王桃高给记者
讲了王兆先的故事。“这是王兆先的家，是村里最先那批闯深圳的人。改革开放前，他家是村里最穷的户，一扇破木门歪歪斜斜的，房子比人家的厕所还矮。改革开放了，他跑到深圳，承接了一个打井的活，这是我们整个才溪承包的第一口井啊。”
由于初来乍到，不熟悉地质、地形，虽然王兆先没日没夜地干，但是，他承接的第一口井没有打出水来，一分钱没赚到不说，借来的3000多元钱也泡汤了。“那时候的3000块钱，对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啊，整个村的人都震动了，认为王兆先完了！”王桃高回忆着当时。
“王兆先就是不服输，他认真总结了教训后，在认为有把握时，又用‘包水质、包水量、包工程质量’的‘三包’方式，承包了第二口井。这次他成功了!就这样，他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82年的时候，王兆先骑着摩托车回到村里，轰动了全村，大家都跑出来看稀奇，因为当时只有公安部门才有摩托车。1983年，王兆先开了一辆凌志汽车回来了，这是闽西第一辆私家轿车。
才溪人抱团，但凡在外面赚到钱的人，回来都会带一批人出去。革命战争年代，村里80%的青壮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离开家乡参加红军；改革开放以来，又有80%的青壮年离开家乡，南下踏上了建设深圳特区的征程。
“如果到珠三角，你看到哪里有水塔，哪里就能找到我们才溪人。”王桃高自豪地说。如今，才溪人凭着精湛的技术、可靠的信誉，在特区深深地扎下了根，承包了“锦锈中华”、“世界之窗”等深圳80％以上的给排水工程，涌现出了一大批建筑企业家。
人们清楚地记得，上世纪90年代每年春节，当冬日的暖阳照射在村里的土地上时，数十辆奔驰、宝马等豪华轿车从珠三角回到家乡，在319国道线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风景线。据介绍，下才村现有728户、3450人，其中拥有上亿元资产的就有四五户，千万元以上的富翁50多户，百万元以上家庭更是超过百户……
如今，才溪人的建筑市场已不仅仅局限于深圳、东莞、珠海等地，而是由南往北转向上海、厦门乃至全国各地了，他们的经营触角也由最初的以打井、建水池为主，延伸到今天从事钢结构工程、污水处理、房地产开发等领域。
“红土先锋”续写光荣
昔日躁动的山村现在已回归宁静，在才溪，没有被工业染指的喧嚣和污浊，充盈视野的尽是一派青山绿水、鸡犬相闻的田园风光。当汽车、洋房、富甲一方已不再是这里的专有名片时，今日的才溪，红军后代们拿什么来继续先辈的模范和光荣？
去年9月，下才村被县里确定为首批新农村建设整村推进典型和“红土先锋党支部”建设重点村。“这是新时期党对才溪的新要求，我们一定要继承、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下才村没有工业，我们要把生态农业、劳务输出工作做好，打好红色旅游这张牌。”王桃高坚定地表示。
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下才村里生活的也大多是妇女、老人和儿童，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村里的党员在家里发挥先锋、帮带作用，为家
乡的新发展规划忙碌着。外出务工的流动党员对家乡的贡献也非常大，在外面赚到钱的人不仅把自己家的房子盖得体体面面，还积极捐款助学、修路、修桥、建老年活动室等，昔日“七坑八垄”的村里，现在有了四处延伸的水泥路，有了马道坝桥、永丰桥等漂亮结实、能走汽车的大桥。
为家乡奉献的人还很多，共产党员林新荣来自一个“代代红”的革命家庭，他的爷爷是林攀宗烈士，叔公是开国将军林茂。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紫金山脚下放蜂。“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要保护好我们的紫金山，要靠山吃山，不辜负才溪的一片青山绿水。”谈起家乡，他的眼里充满了热爱。林新荣现在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养蜂专家，除了忙村里的大事小情外，他还忙着养蜂的“绿色事业”。
林新荣的养蜂技术是祖上传下来的，为了把这祖传的手艺“发扬光大”，他潜心研究适宜当地人工蜂王生产的技术。在他的勤奋努力下，一系列山区养蜂方面的技术难题被一一破解，养殖规模和产量也随之扩大和提高，家里的蜜蜂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20多桶发展到了现在的110箱。
林新荣对个人致富并不满足，他还想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他说：“我是党员，只要有人愿意跟我学习技术，我都教给他。”在他的细心指导下，村里的朱玉生、王杰明等人都养起蜜蜂，现在下才村已经有9个养蜂专业户了。
下才村的人们都感到，过去村里建设，没有考虑到旅游发展的形势，矮房、猪圈、厕所、“门口田”东一块、西一片的很凌乱，很影响村里的整体风貌，为了发展才溪红色旅游，吸引更多人来才溪红色圣地看一看，必须改变“只见新房不见新村”的情况。
新建的“才溪纪念馆”前，有几块田影响了道路通行。村民王志达家90平方米的“门口田”正好在那儿，但是因为下才村的田地三分之二都在山坑上，距离远不说，稻谷还经常被山坑上的老鼠、鸟等吃掉；“门口田”虽然面积不大，但方便育秧，阳光又好，所以尽管村里给了高于国家的土地“搬迁”费，大家的“门口田”还是舍不得“搬迁”。
记者经过“列宁台”时，遇上对面走过来的王桃高，他高兴难掩：“这趟我没白跑，王志达在家，他终于同意了。”为了让游人能进出方便，王桃高等村干部到王志达家跑了不下二三十趟。王志达也是在外面搞建筑生意的，村干部去的时候不是赶上他不在家，家里人不好做主，就是他回来了也忙得顾不上这个事。这次，王桃高以叔公的身份把他请到了“新馆”前，“现场”给他讲这件事对才溪发展的重要意义。最终，王志达被感动了，他说：“以前我在外面忙，回来的时候不多，家里人也心疼这块好田，我就没在意。既然是对全村都好的事情，我同意了。”
摆在下才村“红土先锋党支部”面前的工作还很多：要把环村道路提高等级；要把才溪河清淤、拓宽，要加固才溪河堤坝；还要改造一片房屋立面，使之和“光荣亭”至“纪念馆”一线的风格和谐；最主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已经开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及尚未挖掘的朱毛红军阅兵场、“红色三兄弟”、“将军故里”等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全国优秀红色旅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