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整理之后,除去复垦、拆迁、农民安置等成本之外，地方政府还能获得一大块净收益，这部分收益农民能不能分享？

    主持人：本报记者施维嘉宾：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

    近年来，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过程中，农村土地问题成为各方利益的交汇点。无论是“宅基地换楼房”或者“合村并点”、“村改居”等种种名目，当这些大规模的村庄整理活动不约而同大量涌现，并且根本目的都一致地瞄向了农民的土地时，我们除了担忧、警惕并对一些行为令行禁止之外，更需要思考这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哪些共性的矛盾与诉求？本期对话，我们请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主持人：为什么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很多地方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村庄整治的做法，而且落脚点都落到了农民的土地上？

    张晓山：我们讲推动城乡统筹，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必然要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很大一方面就需要盘活农村资源和农民资产，而这个资源资产中最大最有价值的就是农民的土地。

    主持人：难道资金只能从农村内部找吗？近年来，国家各级财政对各地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为何要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张晓山：这里面有一个深层次的根源问题：第一是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的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基层的财权事权不对等，地方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没有钱。中央虽然提出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但是从2010年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整个转移支付的比例比2009年只是上升了0.6个百分点，为48.4%。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依旧占据一半以上。

    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没有下降，本身并没有关系，关键是支付的形式有问题。很多资金都是通过项目的形式下发，地方上“跑部进京”要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跑冒滴漏”，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很多钱用得不是地方，很多事情又没钱办。

    由此而来产生一个问题，在这种扭曲的分配格局下，地方政府怎么做事？想做事情，但是没有钱，中央给的钱得去要，而且很多钱是专款专用，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钱又很少。于是乎，他们很自然就必须依赖土地财政。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方面在现行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一种依赖；另外一方面，在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要出政绩，也使得他们要在这方面做文章。

    主持人：社会上对于各地开展的各种土地整治争议很大，您怎么看？

    张晓山：我觉得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把握：第一，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做，不能下指标、定任务，违背农民的意愿。第二，如果说这种土地整理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发展一个趋势，那么在这种趋势中，农民能否合理合法地分享到相关的土地收益？怎样能够使这个利益格局更为均衡？农民的利益在长远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第二点，其实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有很多农民向我们反映，他们是“愿意上楼，但是不满意”，这说到底还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张晓山：现在很多地方也提到在土地整理、村庄整治的过程中要保障农民利益，但主要都是落脚在对农民的补偿上的。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些地方搞土地整理、村庄整治，本身是着眼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通过让农民集中居住，整理出一部分土地复垦为农地，农民能够基本不花钱住上新楼房，还可能分得一部分复垦的农地，一般来说，这就是对农民的补偿了。而复垦出来的土地，则用于置换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政府由此获得土地出让收益。这部分收益除去对农民的安置、拆迁户的补偿、土地整治的费用之外，还有一大块净收益。我关心的是，这部分净收益，农民有没有可能分享。

    财政部的数据表明，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城市基本建设的比例2009年为27.3%，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是3%~3.5%。因此，这块钱大部分还是用于城市建设，而不是农村。至于农民还能不能分享到什么，恐怕是没份了。政府的想法是，我已经给你补偿了，你已经住上新房子了，这块净收益就和你们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