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江区冯家街道渔滩社区由于修电站淹没了农民土地，遗留问题多、矛盾复杂，曾发生群众到街道食堂抢饭吃的事件，老百姓甚至连桔子都不卖给干部。在落实“三项制度”中，社区党总支协调解决了群众反映的水、电、路、桥、低保等老大难问题，干部再去走访，群众主动送桔子给他们，还再三挽留他们吃饭。

　　行走在乡间，如果你问一些村民知不知道“三项制度”、“三项活动”，他可能会摇头，但问他“是不是有城里的干部下来帮咱”，他一定会竖起大拇指。在得到干部的帮扶后，有的农户用摘一串枇杷、深夜送上两个荷包蛋等最善良朴实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有的乡亲则在干部离村时泪流满面，自发地“十里相送”；还有的，在雨中为干部送来一顶斗笠，在夏天生起火盆为干部烘烤湿透的胶鞋，于细微处是一片真心、真情、真温暖。

　　许多群众评价，过去是干部动嘴、群众跑腿，现在是群众动嘴、干部跑腿。江津区大桥村村民周辉荣说：“过去是赶车找干部，现在是办事不走路！”

　　薄熙来说，“三项制度”看起来是个笨办法，实际上是个真功夫。

　　真功夫带来好效果。“三项制度”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实施以来，群众信访总件次和人次同比分别下降29%、39%，到市集访和进京上访同比下降37.8%、37%，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85%都在基层得到了解决。群众路线成为奏响和谐的稳定器和解压阀。

　　真功夫带来好效果。30多万名机关干部职工与50多万户贫困户结为“亲戚”后，一大批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一大批失学儿童受到及时资助，一大批产业发展项目积极推进，贫困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专家视点：“城乡统筹新引擎”

　　群众感情观指导下的重庆群众工作新探索，在不同的人中，有不同的解读。

　　“真正深入农村，了解到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后，如果还不有所触动，那么，这样的干部就是没有党性的……”这是万州一位组工干部的“三进三同”日记。

　　国家行政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魏礼群在渝调研后曾表示，重庆开展的这一系列活动，找到了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新途径，是群众路线在基层的具体化、实践化、制度化。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在重庆调研认为，“三项制度”是打牢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制度，是干部与群众心连心的制度，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见仁见智的话语背后，是大家对重庆乃至全国形势一个基本判断的高度一致：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历的王永康说，近些年，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在经济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党群、干群关系在发生变化，而群众工作却不似老干部们那样可以“得心应手”了。

　　为什么会这样？

　　前不久，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明清接受记者采访时，阐释了创新群众工作的背景：其一，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深刻变化，迫切要求建立基层组织动员组织群众的新载体，比如在农村，联产承包、土地到户等重大发展改革；在城市，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基层党组织通过集体活动（集体生产）动员组织群众的基础不复存在，创设新的载体势在必行。

　　其二，大量人口频繁流动，迫切要求基层组织及时掌握动态。重庆2350万农民中就有800万人在外务工，游离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管理之外，凭户籍、靠单位，很难准确掌握他们的情况，通过基层组织把流动人群有效“管”起来势在必行。

　　其三，乡村管理范围扩大，迫切要求基层组织主动上门服务群众。农村行政区划调整后，有的村比过去的乡镇还大，加之90%的青壮年外出，剩下的大多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在边远地区，山大沟深，如果村干部不主动上门，可能个别群众病死冻死都没人知道。

　　其四，地方党政领导主要精力集中在抓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其五，基层维稳压力加大，迫切要求强化基层组织功能、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目前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相当部分的基层组织面对矛盾纠纷成了“聋子瞎子跛子”，以致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不仅如此，在一些边远农村，宗族、宗派（黑恶）势力日益坐大，强化基层组织功能同样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