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农村来看

　　——农村将成为防患的重点区域。春节前，500万人离开疫情始发地武汉市，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入湖北省内和湖南、河南等主要省份的农村地区，农村防疫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受限于知识水平和健康素养，农民的防疫意识普遍不高，疫情防控任务重、难度大、困难多。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对病毒危害与防控了解更少，而这个年龄段的人正是易感染、难治疗、易致死的人群。尽管村庄已通过多种手段在村民中反复强调防护常识，但由于农民平时绝少有佩戴口罩的习惯，防护宣传也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立刻接受。同时春节习俗的惯性太大，过年串门聚会的传统深入民心，有些村民认为“没啥大不了的事”“这事儿都在城里，离农村远着呢”，使得仅仅依靠倡导性的措施效果仍然不明显。这也迫使不少农村地区在疫情进入严峻复杂阶段后采取了断路封村的“强招硬招”。即便如此，不少地方仍可以看到聚集聊天、打牌的“不设防”人群；有些地方的体温监测也存在走过场现象，看到熟人就放行，没有真正做到严防严控；有的农村隔离点对人员管控制度执行不到位，存在自由走动现象等等，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当前，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已呈现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趋势，农村地区是后期防患的重点区域。

　　——农村的公共卫生防疫条件满足不了防患的要求。农村防疫条件有限、防疫能力不足、防疫物资匮乏，加大了防护难度。2018年底，全国3.16万个乡镇共设3.6万个乡镇卫生院，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只有1.39张，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只有1.45人。全国54.2万个行政村共设62.2万个村卫生室，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2.32人。农村不仅在卫生资源数量上不充分，同时在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和布局上也不合理。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整体功能较低，卫生资源、管理体制等与其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很难满足当前疫情防控的迫切需要。

　　——医疗救助条件呈现明显短板。在医疗资源、医疗技术、医治传染病专业人员方面，农村与大中城市相比还有巨大差距。对于一些县城医院，医疗救助短板明显，隔离病房、救护设备、救护物资等捉襟见肘，专业的医护人员更为紧缺。而到了乡镇村社这一层级，医疗资源更加匮乏，行政村中往往只有几名村医甚至只有一名村医，“以一管百”“以一管千”是常态，疫情发生很难作出应对。

　　——恐慌心态对乡村治理提出挑战。作为最基层防疫体制动员管理主体的农村干部，危机管理意识非常薄弱，在没有上级统一部署的情况下，没有足够动力动员辖下村民展开疫情防护工作，也很难应对因断路封村措施而引发村民对疫情的恐慌。对于已经出现确诊病人、疑似病患的农村，如何平复农民群众的恐慌情绪，遵守居家隔离的规定，对村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中，由此决定了始发期、发展期和结束期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需要认真观察、分析和研判。不过，事态发展并不乐观，需持续关注，深度反思。

　　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波及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件，比如“非典”以外，在农业农村领域，除了自然灾害、动物疫情疫病、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危机等个案性、突发性事件不断出现，对农业农村经济有深刻影响，进而波及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在农业农村经济领域的表现也并不罕见。“三聚氰胺”、禽流感等问题的影响已超越农业农村范围，一再表现出非常态特征，进而凸显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危机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1.危机可能产生在各领域、各环节

　　新冠肺炎疫情尽管发生在公共卫生领域，但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农业农村经济健康运行的角度来看，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怎么通过公共卫生问题观察生产安全、社会安全问题，都值得总结思考。

　　——渠道安全。我国农产品产销区的生产和购销功能正在分别强化，双方的串联高度依赖通畅的运销渠道。尽管交通管制和地区封锁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之策，但“一刀切”的政策对正常的经济社会运行的确造成了很大“杀伤”，在产销对接上尤为突出。由于渠道中断，无法进行及时有效地产品运输，造成产销脱节，导致产地农产品囤积滞销，产品价格暴跌，生产者收入受损；而销地面临农产品短缺，物价暴涨，消费者福利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问题十分突出。面对疫情等突发情况，可以进一步细化交通管控和地区封锁的政策设计，既要有硬度，也要有弹性，要确保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通畅安全，实现供需平衡，减少价格异常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