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2019年合作拍了一个修志人的微纪录片,拿了中国科协双创微视频大赛的一个奖。”他想了一会儿,终于挖到了某个亮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片子是在通州拍的。通州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很多村子面临拆迁改造,有个特别年轻的女孩就在村里修史修志,想把村子的“前世今生”都记录下来。以后就算村子不在了,后人也能通过文字找寻过往。
“也不是说,她啥也不干了就做这个事儿,每天日子过得很平常,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就是拿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儿,做得也很认真。之前我还去天津拍过几个老人,也是农村的。后来村庄拆迁了,他们觉得有些地方的戏曲很有价值,不应该就这么消失了,就努力地到学校里去推广,其实就是几个很普通的老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算啥事儿?这还叫个事儿吗?可就是这样一些小人物,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把一件事情做下去,同时做出来的这件事又能影响别人,或者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别人。我把它看成是平凡人带给社会的一些温度和能量,就像一束微光,带给社会一些光亮。”
耿海洋说,像这样的微纪录片,他拍了好几个,打算做成一个系列,取名为“了不起的他们”,讲述的都是这些小人物,默默地坚持做一件事情,默默地表达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怀。
耿海洋出生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有意无意地把目光放在广袤乡村和社会底层,放在活在现实里、散发着微光的普通人身上。
他说那时候的乡镇周边都是农田,镇上的人也有不少种地的,所以地里的农活他基本上都会干;他说乡村能获得的信息太有限了,他考大学那年,为了找一本《艺术概论》,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县城里的每一家书店。后来找到一家私人书店,好说歹说借了一本回去,一边看一边抄,几乎把整本书都抄了下来;他说他们镇上有座小桥,翻过去是一片小树林,他和要好的同学周六中午放学后都会约在那里,捏着一根圆珠笔芯拼命写作业……
“那片林子早就没了,都盖上房子了。我那同学后来也断了联系,不知道去哪儿了。”耿海洋说。
2019年7月,耿海洋带着自己的团队参加了在西宁市举办的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节。这个从设立起,就立志于“激发青年人的创作勇气和艺术自信,持续发现与推选青年电影人首作及早期电影作品”的专业度极高的电影节,很受“耿海洋们”的看重。
“这个电影节是我母校发起的,第二届我就参加过,每年都会推出一些优秀的作品,像2018年的《四个春天》,不过今年的好作品好像不多。”耿海洋说。
耿海洋没带作品去,但是他说这趟电影节之行收获很大。“跟一些创作者聊了聊,思路清晰了不少,也促使我下定决心,要把我自己的那个纪录片剪出来。”
纪录片的素材耿海洋从2012年就开始拍摄,最初只是想给每年的春节日常做个记录,没想到一口气坚持了8年,久居乡镇的父母都已经习惯了摄影机下的生活。他说他会把8年的素材裁剪成一两个小时的片子,以自己和家庭为原型,以乡村为场景,讲述一个有点儿幽默、有点儿无奈、有点儿温馨的被“逼婚”的故事。
我说2019年很多人都说太“南”(难)了,你怎么看?耿海洋给出的答案在意料之中,“没怎么觉得难,目标还算明确吧,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一个方向上,踏踏实实地去做就可以了。”后来他又补充,“有价值的东西,社会迟早是会认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特别踩中那个点,我想做城与乡的纪录片,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慢慢地积累,不断梳理,有些事儿不能着急。”
2019年,耿海洋还到国外转了一圈,拍了几个片子,觉得外面不适合自己,“还是国内的空间更大,发展势头更好,能够拍的话题也更多一些。”
1990年生的周立午
“2019年的KPI(关键绩效指标)没完成。”
周立午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我办公室里。他的坐姿很规矩,一手搁在桌子上,握着我递给他的气泡苏打水,一手搭在膝盖上,表情十分认真。
“怎么说?”我也认真地看着他,示意他讲下去。
2019年开年的时候,像大多数人一样,周立午也列出了自己一年的目标任务。目标共3个,其中两个已完成。一个是实现了工作上的微调。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熟悉一个工作岗位后,就要变动变动。互联网行业的拼杀很激烈,一不留神就“原地阵亡”,想动也动不了。周立午目前在一家大厂,还不想换公司,但他努力从所在的相对弱势部门,换到了一个更强势的部门去;另一个是去念了在职研究生。从本科就计划过要读研究生,今年终于迈出了这一步。虽然是在职的,但是读了自己很喜欢的社会心理学,他觉得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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