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又能说，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我们的影子呢？ “我”的二0一九 本报记者 张凤云 吕珂昕
①宋成宝在老家的院子里。图①摄影：冯瀚辰
②周立午陪着父亲去钓鱼。图②摄影：周立午
③秦蕾和一起做保健品的姐妹们。图③：受访者提供
跌跌撞撞的一年？摸爬滚打的一年？还是顺风顺水的一年？2019年，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除了酸甜苦辣，相信应该还有温暖与感动吧。让我们来听听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吧，他们或来自农村，或梦想回到农村，或者压根儿就没走出过农村，让我们跟着他们的思绪看这一年的喜怒哀乐、人间烟火。谁又能说，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我们的影子呢？
“我是比较能折腾的” 结完账，宋成宝推门出了网吧。看了一眼手机，是晚上7点多钟。往常这个点儿他应该坐在杭州市下沙区的出租屋里陪孩子们写作业。今天他要处理两件事：一是将之前写的一些诗整理好发给出版社的编辑，二是接受我这个来自北京的电话采访。
2019年9月，这个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干后勤的师傅突然成了名人。学校食堂的橱窗上贴着他写的诗，人们争相传诵，并且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关于人生的讨论：一个食堂师傅都能如此，年轻人是不是更不应蹉跎岁月呢？
“这一年咋说呢，没想到9月的时候，这件事会被炒作一番，让人关注到。”宋成宝说，“卖菜你知道的吧，也没个人说话，很无聊，就琢磨着写写诗。想一句话，比如美好的一天从什么开始，然后就写一首诗，每天这么写个五六首。中午休息的时候就写了发出来。”
“可能有人会说这有什么意义？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日复一日一成不变日子中的一种乐趣。后来被来买菜的老师们发现了，觉得很有意思，就传开了。”宋成宝说。
“家里人也不大能理解，觉得你捣鼓这个有啥用？后来网上报道了，电视也报道了，他们也就觉得挺好的。我有时候在网上找关于我的报道看，两个孩子瞧见了就说，爸你还挺厉害啊。或者，爸你又在自恋啦？”说完，宋成宝就自顾自地笑。
宋成宝来杭州也有七八年了，现在一家四口住在下沙区一间出租屋里，他现在在食堂主要负责卖菜。每天5∶30坐上班车，6∶00到学校，拉一车青菜到教学区，在教学楼底下卖菜，顺带还卖点饮料啥的。每周工作6天，歇1天。
“我原来不是干这个，原来在食堂后厨干，后来才安排我做这个。有个同事说，你烧了高香了？安排你去卖菜。其实是有原因的，当时在后厨的时候，炒完菜没事儿了，我就去前边窗口帮着打饭，因为服务态度好，后来被调去卖菜。在我们那里卖菜跟厨师的收入差不多，但是活儿要轻省些。”宋成宝说。
今年过年回老家吗？我问。“回去啊，年龄大了，总想回去，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宋成宝说。
宋成宝初中没毕业就从村里出来打工，在北京也待过，今年42岁了。他说年纪大了，倒想起老家来了。
“我就特别喜欢老家的那个麦田。冬天地里也没什么人，顺着地边子就那么慢慢地溜达。家里点个炉子，烧个柴火。年轻的时候满世界寻找美好，最后发现美好就在自己家院子里。所以这几年，我写了好多诗是关于老家的。老家那个房子，那个土墙，老家的院落，还有老人，你离家的时候，都拐弯了，她还站在那里目送你。你都能想象出那副景象。”宋成宝说。
“我喜欢翻书，也喜欢看报纸，虽然现在很多人都不看报纸了，可我喜欢看。卖菜的旁边就是图书馆，管理员我也认识，有时间了我就进去看。诗词看的比较多，对歌词也有兴趣。站在我们家窗口，跟着杭州968音乐台哼一些歌。最近换了个老年机，自己控制不住刷手机，孩子也跟着看，怕影响他们学习。”宋成宝说。
“学校食堂不是盈利的，工作其实挺枯燥的，炒菜师傅也有分工，你炒素菜他炒荤菜，每天都差不多，料也是放那些料，动作也是那些动作。有一天我就突然想远离这个大城市，回家开个书店，订上几份报纸，让村里的孩子们来看看书，做点活动啥的。”宋成宝说。
宋成宝有个同学是搞图书批发的，他对宋成宝说：“你开吧，先不用给钱。”后来宋成宝就真在老家租了间房开了家书店。书一部分是同学赞助的，还有就是他在杭州收废品收的，也打电话给老家一些废品收购站，叫他们有好的给留着。
“也像城里人一样，请村里会书法的人来教大家写写毛笔字，大概就是‘图书馆+养老院+儿童乐园’这样一个想法。也没啥经验，现在看很多事不是光靠理想就能做成的。图书馆来的人很少，那些书送这个一本，送那个一本，都送出去了。回去看看，报纸上都落灰了。开了两个月就倒闭了。”宋成宝说。
“也有人问我，你现在做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你带来钱？如果没有，那你做这个有什么用？我想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有人也会问，你一个卖菜的，写诗有什么用？我觉得是有用的。就像一个编辑说的，我的诗从纯文学的角度讲可能差一点，但是从生命的角度讲还是有价值的，因为都是对生命的感悟。可是，看看我现在住的小区里的书店，也很少有人去。年轻人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下班回来七八点了，看两眼手机就该睡觉了，也真没空闲。今天突然想到，大家都忙着挣钱，你想在村里开那个书店也不现实。”宋成宝说。
“我是家里同辈人中最小的，上头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哥在南昌市开公交，今年还被评为南昌市‘最美司机’。我哥开这车15年了，终于拿到了‘最美司机’称号。回家也吵吵腰疼，一天在车上那么长时间，坚持到现在，他说要坚持到退休。很多人都像我哥这样，比方说在我们那个食堂里，有人刷小碗，一天刷几千个，一刷刷十几年，一般人都觉得坚持不下来，可人家坚持下来了。我是比较能折腾的。”宋成宝说。
宋成宝坦言，新的一年，就想着多挣点钱，然后一下拿出来，摆在老婆面前，让她高兴高兴。“书店的事，现在看来得往后排，要是有人赞助的话，还是想努力一下。谁知道呢，没准儿会有什么变动呢？”
选择真的不多 “2019年怎么样？”
电话那头的秦蕾沉默了一下，“行吧，挺好的。”
秦蕾是我同村的发小和同学，我俩在学校的时候感情很好。可惜她初二就辍学了，在县城打工，而我一路读书，离开家乡，我俩慢慢地相隔越来越远，只有逢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才能见上。不过，这一年，从年初开始，我就屏蔽了她的朋友圈。
原因很直接，这家伙两年前开始做直销，在朋友圈里天天宣传所谓的保健知识，推广他们公司的保健产品。
秦蕾告诉我，受2018年底权健事件影响，2019年的生意不太好做。
她的目标市场主要在农村，客户群都是她妈和我妈这样的中年妇女。有的人听说了权健被查，就跟街坊邻居们私下里议论，大家都说从秦蕾那儿买的产品也没有宣传的那么管用，价格还那么贵。断断续续地，就有不少人不再订购了。
“怎么不管用？我家隔壁一位阿姨，特别容易口腔溃疡，严重的时候，吃饭喝水都受不了。原来一直在我这里买维生素吃，就挺好。但是她们这么说，我也不能硬争，我们公司说了，客户不买就不买吧，我们不去跟他们掰扯。”秦蕾有点愤愤不平。
秦蕾做保健品直销的时间并不长。从16岁辍学到她结婚生女，十多年间都在老家一家服装厂上班，踩缝纫机、做服装配件。做出来的半成品被运到别的地方制成成衣，再出口到日韩。
有一年暑假，我去工厂找她玩，晚上挤在六人间的宿舍里，听着屋外有人“哐啷哐啷”踩着简易楼梯上下的声音，闻着其他工友洗完衣服氤氲在屋里的潮气，慢慢地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她早就去上班了，还在枕边留了钱让我买早饭。我从宿舍里出来，站在四层走廊里，看到对面车间里的女工们埋头在缝纫机前忙着，都穿着工服，也看不出哪个是我的同学秦蕾。
2017年下半年，秦蕾以前的同事找到她，向她兜售保健品，并给她展示保健品直销工作的“轻松灵活高回报”，鼓励她加入这份“健康事业”。
彼时，她已经在家待业了半年。“干了那么多年，每月工资只有一千多，一天怎么都得干12小时，还动不动就加班加点。”秦蕾生了闺女之后，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家里人都劝她换一个轻松一点儿的工作。但是，在一个流动滞缓的四线小县城里，体面又不那么辛苦的工作无非是公务员、教师和医生。对于一个没有学历，需要带娃的青年女性，她的选择真的不多。
同事的一番强力推荐让秦蕾心动了。她并没有直接决定，先是买了公司的牛初乳产品，给闺女吃，觉得效果不错。
秦蕾还去了公司里实地考察。“很正规，有营养师团队，车间里都是消毒的，我们进去还要带头套、脚套，不能带细菌进去。”秦蕾说，公司总裁都亲自会见他们，为他们展示公司荣誉，带他们畅想事业发展。
秦蕾加入了公司。2018年，她每周都要去公司开会、培训，学习产品功效，学习营销话术，学习“团队精神”。入职两个月后，她由健康顾问升级为业务员，开始挖掘客户挣业绩。起初，主要还是她自己买，给闺女吃，给她妈妈吃；后来开始推给亲朋好友，她妈妈也在村里推广，慢慢就有了客源，销售额就上去了。
这家公司有规定，连续6个月每月销售额达到1.37万元，除了工资之外，公司会组织环球旅行进行奖励；连续12个月达到这一销售额，就升级为社区经理，可以从业务员身上享受提成，还可以再参加一次环球旅行。
两次旅行秦蕾都参加了。那几天的朋友圈被她刷屏，九宫格展示地中海豪华游轮的日常。照片中，从不化妆的她妆容精致、气质突出，穿一身长尾袭地的红色晚礼服，端一杯泡沫丰满的金色香槟酒，仿佛迎来了事业的高光时刻。
后来秦蕾告诉我，所谓的环球旅行就是在这艘16层的豪华游轮上度过了5天4夜，没有在任何港口停驻。除了在船上吃吃喝喝，看看风景，他们没事儿干了就只好打打牌。
“权健事件后，保健品不好卖了，公司决定跟别的厂家合作卖日用品。”秦蕾在朋友圈发布的产品也从一开始的牛初乳、钙片、益生菌，变成了牙膏、面膜、洗发露，再后来干脆卖起了养生锅、健康水壶、空气净化器……
对秦蕾来说，这些日用品不太好卖，“村里哪有人买空气净化器的啊，这得去市里找有钱的客户。”2019年，秦蕾的销售额一下子掉了下来。
会议还是跟以前一样多。秦蕾说她本来就不爱开会，现在也没时间去了。她对象换了个新工作，每天需要定点上下班，不像以前可以在她忙的时候照顾家里。孩子也上小学了，贪玩，姥姥盯不住，她得自己盯着。
还有个原因，她做直销两年，投了七八万元进去，工资加起来赚了七八万元，一来一去等于没赚到钱。
秦蕾说，她周围的人都羡慕她有个好对象。她对象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有大车证，就在市县里跑运输，为了家庭从不冒险。结婚以后，她连饭都没怎么做过，折腾一通没赚到一分钱，对象也没说什么，反而觉得她出去多交朋友是好事。
秦蕾说，新的一年最重要的是把孩子的学习成绩抓起来，“必须得好好学习，最起码以后学个幼师或卫校，要不怎么养活自己，像我一样做衣服吗？她吃得了那个苦吗？”至于她自己的工作，她说有个朋友开了个私人的服装厂，让她去帮忙，时间很灵活。“现在手里还有点儿产品，有人要我就给他们，抽空再去做做衣服，也没那么累，还能照顾家里。”
“这还叫个事吗？” 我坐在星巴克里等耿海洋，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心里想，一个从大厂辞职去拍纪录片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呢？
直到一个憨态可掬的微胖界男青年向我走来。
耿海洋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就对纪录片感兴趣，而毕业后先是做了两年的签约图片新闻摄影师，在大厂磋磨，也做一些体育、娱乐类的快消视频。30岁之后，他觉得不能再追求速度和时髦了，应该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做一些自己更喜欢、也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于是从大厂辞职出来开了一家工作室。
“就是想拍一些有关城乡题材的片子。我是从乡镇出来的，特别有感受，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好像你一回头，原来熟悉的那个乡村、那些人就不在了，所以就特别想把他们记录下来。”
可是耿海洋说2019年好像也没有拍成什么。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积累素材和思考上，寻找并记录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些故事，反映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努力和挣扎。
“对了，2019年合作拍了一个修志人的微纪录片，拿了中国科协双创微视频大赛的一个奖。”他想了一会儿，终于挖到了某个亮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片子是在通州拍的。通州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很多村子面临拆迁改造，有个特别年轻的女孩就在村里修史修志，想把村子的“前世今生”都记录下来。以后就算村子不在了，后人也能通过文字找寻过往。
“也不是说，她啥也不干了就做这个事儿，每天日子过得很平常，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就是拿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儿，做得也很认真。之前我还去天津拍过几个老人，也是农村的。后来村庄拆迁了，他们觉得有些地方的戏曲很有价值，不应该就这么消失了，就努力地到学校里去推广，其实就是几个很普通的老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算啥事儿？这还叫个事儿吗？可就是这样一些小人物，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把一件事情做下去，同时做出来的这件事又能影响别人，或者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别人。我把它看成是平凡人带给社会的一些温度和能量，就像一束微光，带给社会一些光亮。”
耿海洋说，像这样的微纪录片，他拍了好几个，打算做成一个系列，取名为“了不起的他们”，讲述的都是这些小人物，默默地坚持做一件事情，默默地表达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怀。
耿海洋出生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有意无意地把目光放在广袤乡村和社会底层，放在活在现实里、散发着微光的普通人身上。
他说那时候的乡镇周边都是农田，镇上的人也有不少种地的，所以地里的农活他基本上都会干；他说乡村能获得的信息太有限了，他考大学那年，为了找一本《艺术概论》，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县城里的每一家书店。后来找到一家私人书店，好说歹说借了一本回去，一边看一边抄，几乎把整本书都抄了下来；他说他们镇上有座小桥，翻过去是一片小树林，他和要好的同学周六中午放学后都会约在那里，捏着一根圆珠笔芯拼命写作业……
“那片林子早就没了，都盖上房子了。我那同学后来也断了联系，不知道去哪儿了。”耿海洋说。
2019年7月，耿海洋带着自己的团队参加了在西宁市举办的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节。这个从设立起，就立志于“激发青年人的创作勇气和艺术自信，持续发现与推选青年电影人首作及早期电影作品”的专业度极高的电影节，很受“耿海洋们”的看重。
“这个电影节是我母校发起的，第二届我就参加过，每年都会推出一些优秀的作品，像2018年的《四个春天》，不过今年的好作品好像不多。”耿海洋说。
耿海洋没带作品去，但是他说这趟电影节之行收获很大。“跟一些创作者聊了聊，思路清晰了不少，也促使我下定决心，要把我自己的那个纪录片剪出来。”
纪录片的素材耿海洋从2012年就开始拍摄，最初只是想给每年的春节日常做个记录，没想到一口气坚持了8年，久居乡镇的父母都已经习惯了摄影机下的生活。他说他会把8年的素材裁剪成一两个小时的片子，以自己和家庭为原型，以乡村为场景，讲述一个有点儿幽默、有点儿无奈、有点儿温馨的被“逼婚”的故事。
我说2019年很多人都说太“南”（难）了，你怎么看？耿海洋给出的答案在意料之中，“没怎么觉得难，目标还算明确吧，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一个方向上，踏踏实实地去做就可以了。”后来他又补充，“有价值的东西，社会迟早是会认的。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特别踩中那个点，我想做城与乡的纪录片，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慢慢地积累，不断梳理，有些事儿不能着急。”
2019年，耿海洋还到国外转了一圈，拍了几个片子，觉得外面不适合自己，“还是国内的空间更大，发展势头更好，能够拍的话题也更多一些。”
1990年生的周立午 “2019年的KPI（关键绩效指标）没完成。”
周立午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我办公室里。他的坐姿很规矩，一手搁在桌子上，握着我递给他的气泡苏打水，一手搭在膝盖上，表情十分认真。
“怎么说？”我也认真地看着他，示意他讲下去。
2019年开年的时候，像大多数人一样，周立午也列出了自己一年的目标任务。目标共3个，其中两个已完成。一个是实现了工作上的微调。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熟悉一个工作岗位后，就要变动变动。互联网行业的拼杀很激烈，一不留神就“原地阵亡”，想动也动不了。周立午目前在一家大厂，还不想换公司，但他努力从所在的相对弱势部门，换到了一个更强势的部门去；另一个是去念了在职研究生。从本科就计划过要读研究生，今年终于迈出了这一步。虽然是在职的，但是读了自己很喜欢的社会心理学，他觉得很满意。
没有完成的一项是找到女朋友。
“父母就特别急，不停地安排相亲，但总是不行。”一说起这个话题，周立午的粗眉毛立刻拧了起来，他也轻轻地转动着椅子。
周立午在1990年出生，像他这样第一批迈入而立之年的“90后”，今年收割了大众和媒体前所未有的注意力。都说“90后”容易不安和焦虑，在我看来，周立午是个特例，他特别有规划，很少会迷茫。他说农村来的孩子也不一定就会自卑或者找不到方向，有些问题比如成长，无论来自何地，大家都必须面对。
2012年，周立午从统计学专业毕业，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同学就给他介绍了一家物联网公司。周立午干了一年，就开始琢磨着如何把自己的专业和互联网结合起来。
当时的互联网界，大数据技术正在蓬勃发展，而数据分析正是周立午擅长的领域。他看准了这个风口，制定了自己职场生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换了四五家公司，由外包公司到业内的知名大厂，终于在这一行里站稳了脚跟。
他说这个过程就像打游戏一样，不停地更换装备、打怪升级，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现在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周立午伸手比了一个“二”，“我也在学习人工智能，这是未来发展方向之一。”2019年，他多次复盘过，觉得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根本没时间跟女生深入交往，这才导致了他在相亲事业上的“屡战屡败”。
“在老家上学的时候吧，忙着应付学习考试，没时间早恋。”周立午出生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小村庄，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个非常优秀的哥哥。“我哥学习好啊，我老是被拿出来比较，没办法，只能努力学。”
他大学考到了北京，读了一所工科学校的理学院，工作后又从事互联网行业。在学习和工作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不算内向，但也不擅长沟通，“内心有想法，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
工作还没稳定下来的时候，父母都不太着急，也不过问。25岁了，父亲偷偷找村里的人去给他“算命”，说他26岁会结婚。26岁过了，“算命先生”又说28岁。28岁也过了，“算命先生”说，2020年挺好，两个立春，特别适合他结婚。
周立午哭笑不得。2019年，住在天津的哥哥添了娃，父母从老家赶过来看小孩。半年不到，就跟小区里的邻居全混熟了。这下全小区都知道了，周家小儿子马上三十，还“奇货可居”，于是纷纷把手上有的在北京工作的适龄女子介绍给他。
周立午说，其实好几个姑娘他都觉得挺好的，也很努力地表现，耐心陪人家聊天，但是不知道怎么地，聊着聊着人家就不理他了。
我问他，你都跟人家聊些什么？
他挠了挠头，有点儿不好意思，说其实也没啥可聊，就尬聊，问对方“吃了吗？吃了啥？忙不忙，在忙啥？”
我实在绷不住，不厚道地笑了。
周立午也笑了。他是个聪明务实的男生，从乡村里走出来，奔向大城市打拼，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懂得知足常乐，也擅长思考和规划。多次相亲无果后，他也尝试走出舒适区，去参加平时不太参加的户外活动，认识更多不同领域的新朋友，还牵头组织了一场郊游活动。
周立午说，三十而立，他还有一个未竟的大目标是创业，想回家乡创业。
他一直很喜欢自己的家乡。住在村里，空间广阔，节奏轻缓。日头从这头走到那头，感觉需要好久。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动手去做，做完了就会有饱满的收获感。但是，随着一批一批的年轻人考学或打工走出乡村，村里越来越寂寥，家乡一天比一天老去。
“我们一起考出来的同学，其实都挺能干，在大城市里生活得也不错。但是很多人也挺迷茫的，没什么目标。”周立午说，如果有可能，他想和大家一起回去，把外面的视野、知识、技术带回去，让家乡发展起来，给家乡的人带来变化和更多的生活选择。“留在北京压力很大，我的压力也会传递给父母，大家压力都会很大，没有必要。”
他还说，如果可以的话，也想找个家乡的姑娘。这样，生活习惯也相似，好相处，两家住得近，还没有过年回谁家的烦恼和纠结。“有一次相亲还见了一个贵州的姑娘，当时我就觉得很神奇，她为什么会愿意跟一个来自千万里之外的人见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