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吴俊生

眼下，在玉米粘虫害重灾区———吉林农安县，农户正为“虫灾算不算天灾”与农业保险公司争执不下，因为这是关系到灾后赔付的大问题。而与此同时，在内蒙古通辽市，同样遭遇粘虫侵袭的参保农户则幸运得多，当地保险公司已经着手进行勘察和赔付事宜。

农业向来是灾害多发领域，农业保险则被视为这个弱势产业的保护伞。但恰如这一波虫灾所揭示出来的一样：一方面，参保的农户在灾后赔偿时面临一系列理赔窘境；另一方面，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徘徊在农业保险的大门之外。农业保险这把保护伞还难以撑起中国农业的艳阳天。

参保户的窘境

发生在8月上旬的这一波虫灾来势凶猛，不长的时间内就席卷东北三省以及华北部分地区。按照一些行业人士的评价：“发生面积之大、危害程度之重为近10年来之最。”

尽管玉米尚未进入收获期，最终影响无法评估，但部分地区减产几成定局。为尽量减少损失，手忙脚乱的农户们一边忙着打药灭虫，一边在匆促间想到了农业保险，希望藉此尽可能挽回损失。在通辽，虫灾暴发后，当地保险公司根据农户报案，迅速开展现场勘查，并拿出了初步赔偿意见：加入农业保险的玉米水地最高理赔每亩400元，旱地最高理赔每亩220元。

而农安县的玉米种植户就没这么幸运了。根据农安县华家镇的部分村民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合约，保险公司对由于人力无法抗拒的暴雨、洪水、内涝、风灾、雹灾、旱灾、冰冻（霜冻及障碍性低温冷害）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鼠害、病虫害、草害则不在保险范围。简言之，这份保险合同只对因天灾造成的农作物减产或绝收负责。

其实，与参保农户尚可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农险降低灾害影响相比，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并未纳入到农险网络之内，他们完全身陷农业灾害风险之中。

张先生是沈阳市一位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社长，也是一位农资经销商。他告诉记者，尽管他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合作社，但并未参加保险，原因是“没有必要。”他解释说，当地一般因农业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的情况并不多见，而且就这次在当地暴发的粘虫而言，也是可防可控的，如果专业化防治到位、及时，很难想象会发生如此大面积的虫灾。

河南确山县的一位种粮大户承包了近百亩耕地，但他同样没有参保。与张先生不同的是，他是投保无门。“前些年政府曾经大力推广过农险，当时我们也买了，但这两年，好像没人管这事了，我们也就懒得麻烦了。”他解释说。

农业的保护伞

抛开参保、理赔等环节上客观存在的政策、宣传、体制一系列瓶颈，对农业这个高风险产业而言，农业保险毫无疑问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对那些从事规模农业的种田大户、种植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公司，更是意义重大。

事实上，在这波虫灾中，受损最重的恰恰也就是这些从事规模农业的生产者。刘树军是农安县华家镇的种粮大户，而他今年成了媒体报道中的一个因灾致贫的样本。据了解，他今年承包了7垧半地，为了防治这不期而至的粘虫，每垧地的农药花费已高达2000元。根据他的测算，由于虫灾导致的附加种植成本以及后期可能出现的减产，预计今年7垧半地要赔上5万多块钱。

与以往频发的农业灾害一样，这一次暴发的虫灾，不过是又一次敲响了农业保险的警钟。

根本原因在于面对农业灾害多发、重发的现实，中国农业还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近些年尽管随着一批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自然灾害的潜在影响，但大范围、全局性的灾害对农业的冲击仍然不容小觑。

据统计，过去10年间，中国农作物年均受灾面积高达4600多万公顷，成灾面积2500多万公顷，年均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超过16%。此外，即便是丰年，仍有部分地区会严重减产。2007年东北大旱减产120多亿斤；2009年东北及内蒙古大旱减产160亿斤；2010年全国大丰收，却仍有12个省份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