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成为职业的选择

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青壮年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都降到了50%以下。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网络上一项“你是否会考虑下乡务农”的调查中，有64.29%的网友都认为“会考虑，因为农业正处于发展上升期”。孙永利和贾瑞明应该说都是颇具典型意义的“职业农民”。事实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部等部门表示，“十二五”期间每年将培训百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能解决“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陌生”，在农业一线从事耕作的农民几乎由老人承担。据调查，目前，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达到57岁，许多村民说，村里能跑会跳的都出去打工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说，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不应该出现凋敝的农村景象，这与现代化建设极不相称。农村应该是一个繁荣的社区，有一批年富力强的职业农民。

一名从西南农大毕业后到四川双流县承包了大片农地种植蔬菜的青年，通过几年摸索，逐渐掌握了当地气候土壤特点，种出来的蔬菜比别人好许多，农民跟着他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好几个地方都请他去承包菜地。

与传统农民相比，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有知识，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而且因为具有规模经营和专业技能相结合的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较好经营效益，新型职业农民将以从事农业作为固定乃至终身职业，是真正的农业继承人。而传统农民由于种地规模狭小以及缺乏专业技能等“短腿”，不得不通过打工等其他手段来补充收益，抛荒撂地现象时有发生，其实是一种“兼职农民”。

更为重要的是，新型职业农民“懂科技，会经营”的特点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更利于耕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一句话，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解决了“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伴随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基础性战略任务。

因此，专家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体将是这样的农村青年，比如，种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的继承人，或者是专业合作组织的领头人或主力成员，或者是致力于农业生产服务的专业农校学生等等，以及农民植保员、经纪人、农机大户、防疫员、水利员、信息员、沼气工等各类生产经营和技能服务型人才。

回归带来了什么？

从“谁来种地”到“怎样种地”，在这一股回归潮中，既有看好未来农业发展的商人，也有寄希望改变如今日益对立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的故事依然给了我们不小的启示。“新型职业农民”到底给农村带来了什么？

毋庸置疑，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在干农活上，或许并没有土生土长的农民在行，但他们独特的理念却为乡村注入了活力，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打开了视野。如孙永利会想到让困守于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开辟新的致富途径。而贾瑞明则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让一部分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农户意识到，为求产量最大化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就像滥用抗生素一样，陷入了“用了还要用”的恶性循环，将造成消费者对农产品进一步的不信任危机。他们用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为农民增收带来新的增值空间。这些返乡的“新型职业农民”，让不少农民知道了地应该这样种，东西才能卖出好价钱。更重视良田、良种、良法之间的衔接，往往能运用掌握的科学方法解决棘手的问题。

同时，在面临农产品销售难这一困境时，他们也显示出比普通农民更为多元化的营销理念。有的人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并带动一个村的产品远销各地；有的则诉诸于微博，及时为滞销农产品找到了买家，打开了销路；还有的早早与大型超市联系好农超对接，避免了后顾之忧。更有“新农民”另辟蹊径，将自家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大大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记者就曾在某知名购物网站看到，有烟台的“新农民”将自家果园的樱桃、李子加工成包装精美的水果酱，在该购物网站上引起一阵购买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