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青年种地忙

进城寻找机会的农民工

□本报记者龚洁核心提示：

近年来，在采访不少基层农资经销商过程中，常听一些经销商感叹，现如今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均选择外出打工，家中的田地留给了老人或者妇女来照看。然而，正当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寻找新的机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却也有一部分人，回归乡村，成为了进城潮中的一股“逆流”，“农夫、山泉、有点田”成为了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进城打工似乎已成为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主要转移方向，的确，在种植业收入增长缓慢，农产品价格忽高忽低的影响下，很少有农民再像从前那样心甘情愿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了。

然而，颇具“围城”意味的是，正当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寻找新机会之时，在许多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城里人回归乡村、学成归来的农家子弟投身农业的新鲜事。他们中有看好未来农业前景的商人，有希望重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信任关系”的“返乡青年”，而这些“新型职业农民”正用自己的观念影响着传统的耕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正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尝试与探索，为破解由“谁来种地”到“怎样种地”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样本。

孙永利和贾瑞明的“返乡”

“遇上饥荒年，2个烧饼和1斤黄金你要哪个？”面对人们的好奇，由昔日广告商变身今天种粮大户标兵的孙永利常常会这样反问。正因为看好未来农业发展的前景，2008年，在外打拼近20年、挣下不少家产的孙永利回到了老家河南博爱县金城乡南庄村，又吃起了农饭。

回到老家的孙永利第一个感受是农民最辛苦了，付出劳动最多，收入却最低。一个现实例子是，孙永利的一个同学，家里种了6亩地，4口人盖房子花15万元，欠外账9万元。如果光靠6亩地粮食，大约10年才能还完。

“我一直想，咋样才能把赚钱的理念灌输给农民。”在投资120万元购进30多部大马力的拖拉机，玉米、小麦收获机等农机具，组建农机合作社后，孙永利回家后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搞土地流转，成立了种植合作社。

土地交给了合作社经营，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开始走出去赚钱。村里上千口人，以前只有四五十人外出打工，现在至少有300人。而50岁以上妇女、60岁以上男人就在合作社上班，男工一天30元，女工一天20元。

2010年，孙永利积极争取上级农开资金150多万元，自己配套资金60万元，为生产园区修路、架桥、打井，大幅度降低了农作物种植成本。同时，为提高粮食产量，他们引进新型农机深松机及免耕机，对1000多亩小麦全部进行深松和免耕播种，平均亩产增加50公斤左右。这一年，孙永利成了全省种粮大户标兵。

“此外，还有100亩山药，100亩生姜，山药利润刚好顾住1000亩的承包费（100万元）。以经济作物收益来补粮食作物。粮食丰收，经济作物创收，那一年是名利双收。”孙永利说。

现年42岁的孙永利出身农家却没有专门种过地，如今说起种子、化肥、轮茬等名词却头头是道。 而他更看到了耕地的宝贵。

这几年，孙永利陆续投到土地上300多万元。“有人说你有这钱要搞工厂不是早发了？我说我不干厂，我是农民。这是持久性产业，任何东西都离不开土地。你有1000万元，我有1000万斤粮食，我觉得比你富有。”

无独有偶，贾瑞明，曾经的工程机件销售员，因参与一项环保项目，对农业发生兴趣，继而放弃薪资优厚的工作下乡种地。

作为“返乡青年”中的一员，贾瑞明如今在上海市崇明县建设镇建设村经营着自己的小农场，坚持贴近自然种植的模式，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转基因种子，按他的话说就是回到用“诚信”种地的状态。但“诚信种植”依然会遭遇“诚信危机”。熟悉农业的人知道，有些农作物必然会吸引虫子，如果一片地不打农药，那么周围的虫子都会被吸引过来。天然、土法，意味着你要独立应付大自然所带来的种种客观因素，小面积、自给自足或许还可以，真的要规模化，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返乡青年”们而言如何证明自己的产品质量与众不同，是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

“农民”成为职业的选择

据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青壮年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都降到了50%以下。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网络上一项“你是否会考虑下乡务农”的调查中，有64.29%的网友都认为“会考虑，因为农业正处于发展上升期”。孙永利和贾瑞明应该说都是颇具典型意义的“职业农民”。事实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部等部门表示，“十二五”期间每年将培训百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能解决“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陌生”，在农业一线从事耕作的农民几乎由老人承担。据调查，目前，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达到57岁，许多村民说，村里能跑会跳的都出去打工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说，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不应该出现凋敝的农村景象，这与现代化建设极不相称。农村应该是一个繁荣的社区，有一批年富力强的职业农民。

一名从西南农大毕业后到四川双流县承包了大片农地种植蔬菜的青年，通过几年摸索，逐渐掌握了当地气候土壤特点，种出来的蔬菜比别人好许多，农民跟着他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好几个地方都请他去承包菜地。

与传统农民相比，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有知识，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而且因为具有规模经营和专业技能相结合的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较好经营效益，新型职业农民将以从事农业作为固定乃至终身职业，是真正的农业继承人。而传统农民由于种地规模狭小以及缺乏专业技能等“短腿”，不得不通过打工等其他手段来补充收益，抛荒撂地现象时有发生，其实是一种“兼职农民”。

更为重要的是，新型职业农民“懂科技，会经营”的特点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更利于耕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一句话，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解决了“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伴随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基础性战略任务。

因此，专家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体将是这样的农村青年，比如，种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的继承人，或者是专业合作组织的领头人或主力成员，或者是致力于农业生产服务的专业农校学生等等，以及农民植保员、经纪人、农机大户、防疫员、水利员、信息员、沼气工等各类生产经营和技能服务型人才。

回归带来了什么？

从“谁来种地”到“怎样种地”，在这一股回归潮中，既有看好未来农业发展的商人，也有寄希望改变如今日益对立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关系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的故事依然给了我们不小的启示。“新型职业农民”到底给农村带来了什么？

毋庸置疑，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在干农活上，或许并没有土生土长的农民在行，但他们独特的理念却为乡村注入了活力，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打开了视野。如孙永利会想到让困守于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开辟新的致富途径。而贾瑞明则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让一部分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农户意识到，为求产量最大化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就像滥用抗生素一样，陷入了“用了还要用”的恶性循环，将造成消费者对农产品进一步的不信任危机。他们用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为农民增收带来新的增值空间。这些返乡的“新型职业农民”，让不少农民知道了地应该这样种，东西才能卖出好价钱。更重视良田、良种、良法之间的衔接，往往能运用掌握的科学方法解决棘手的问题。

同时，在面临农产品销售难这一困境时，他们也显示出比普通农民更为多元化的营销理念。有的人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并带动一个村的产品远销各地；有的则诉诸于微博，及时为滞销农产品找到了买家，打开了销路；还有的早早与大型超市联系好农超对接，避免了后顾之忧。更有“新农民”另辟蹊径，将自家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大大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记者就曾在某知名购物网站看到，有烟台的“新农民”将自家果园的樱桃、李子加工成包装精美的水果酱，在该购物网站上引起一阵购买热潮。

在这股浪潮得到社会热烈响应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二组组长吴宏耀则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一定要剥离农民的身份属性。过去，农民既是与工人、知识分子并列的一种职业称呼，更是城乡二元结构中的重要一极。现在，首先是迫切需要进行政策与制度的顶层设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回归农民的职业属性。

其次是提升农业的吸引力。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尽快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粮食主产区的财力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务农农民的收入接近外出打工者的收入。

第三是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积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使传统农业变为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变成一种幸福的产业，吸引有志青年投身农业，成为新一代职业农民，获得较高收入，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说到底，“新型职业农民”将为传统农民更多的是带来理念上的升级换代，让传统的农民意识到“原来可以这样种地，原来可以这样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