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资导报》：既然欧美的方式在中国行不通，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解决利用率低这个问题呢？

王海波：我们要在作物的需肥时间和肥料发挥作用的时间相匹配上做文章。随着耕作制度的改变，使得施肥技术、时间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举个例子，像小麦是矮秆作物，它还能在拔节期进行施肥，而像玉米这样的高秆作物，如果你不是在播种的时候施肥，而是再钻到地里去施肥，那是很难操作的。特别是现在，农民都不愿意在作物的生长季节依靠人工去施肥，因为效率太低。因此，生产粮食在本来收入就不高的情况下，如果让农民再增加劳动投入，那么这种农业技术是没有前景的。

我们现在的化肥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化合物，它遇水就会溶解，养分就会释放，而在这个时候，作物刚刚出苗，种子可以保证作物在三叶期之内对养分的提供都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作为种子苗，不需要向它提供这么多的养分，它对营养的吸收是有限的。而在这个时候，化肥的养分却在大量释放，这就造成了一种浪费。为了保障作物在发育期———也是最需肥的时候还有肥力，不少农民就过量施用化肥，这不仅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一方面浪费，一方面污染。但是为了作物产量的增加，你就必须保证作物在最需肥的时候，肥料用量达到一定的水平。如此一来，就需要用技术来控制。缓释可以节省很多化肥，让化肥不再白白浪费掉；如果达到控释，那就更好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缓控释肥其实还都在缓释阶段，我认为在中国是需要大力发展缓控释肥的。这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当今时代的客观因素决定了必须要用这么一种新型肥料方式。

《农资导报》：您是否认为，目前缓控释肥的价格偏高是造成其用量有限、推广度不够的主要原因？有什么方法改变现状？

王海波：缓控释肥在生产过程中增加了技术的投入，那么它的价格肯定比原来一般生产的化肥要高。

推广缓控释肥，对于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对保障粮食安全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呢？还在于目前种粮的效益低，农民基本上不能依靠粮食来养活自己。第一，规模很小，就算种植技术能给他带来利益，也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农民基本上都不愿意投入。这样一来，好技术就没办法推广了。但是，粮食是国家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必须要国家来推动，所以说国家应该对这种肥料予以补贴。那么，对肥料来说，光有现在的缓控释肥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国家要保证粮食安全，光保好这18亿亩耕地面积是不够的，同时也要保证这18亿亩耕地的生产能力。“人是铁，饭是钢”，而肥料是这18亿亩耕地生产能力的“钢”，如果仅有一个18亿亩的面积，没有耕地的生产能力，也是不行的。这18亿亩要有生产能力、战斗力。

因此，我建议国家对缓控释肥应该予以支持。因为首先这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保障粮食生产能力都是有意义的。而实现这些目标让农民自己去增加投入，是不合理的。农民本来就不赚钱，你还让他们去增加投入。既然不让粮食走向市场化，政府就得帮忙保住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来，政府一定要拿补贴。第二，有关缓控释肥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国家必须支持科研。科研不光是做应用研究，还有基础性的探索，我主张国家设立专项进行研究。

《农资导报》：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农业领域研究的专家，您怎样看待农业现代化、规模化问题？

王海波：长期以来，我们对农业生产规律的认识不够，采取的措施也比较表面，仅是简单地停留在物质的刺激和行政的指挥上，没有从深层次机制规律上去找办法，这当然会形成一大堆的问题。种地的人不知道养地，为什么？因为他养了地，也没有多大利益。这个问题要真正解决，人们寄希望于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的现代化必须以推动基本农产品的生产规模化为基础。现在中央有土地流转政策，但规模化又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农业现代化更重要的一项是一定要开创出分流农民的新产业来，这可以在农业领域里找。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不能乱，是受控制的，国际市场有约束，国内市场也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