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报道记者龚洁

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

污染治理要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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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面源污染？每年“两会”都引起不少代表委员的关注。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周健民委员，他表示，有针对性地治理、提高化肥利用率，才能事半功倍。

《农资导报》：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面源污染？

周健民：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比较严峻，许多地区的江河湖泊都受到了污染的影响，越是用肥多的地方，面源污染就越严重，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虽然都在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但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认为，只有从源头上控制养分的释放，才能在治理上取得成效。我们在治理污染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些污染的来源是什么。打个比方，如果仅是1%的污染来源，你用100%的力气去治理，那么效果并不明显。知道80%的污染来源是什么，再去治理，效果就会非常明显。目前的污染，有生活污水造成的、牲畜粪便造成的、水产养殖造成的、垃圾处理不到位造成的、还有大田肥料损失造成的。以前在垃圾、生活污水、养殖污染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这些对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影响比较大，但近年来这些方面的问题慢慢得到了治理，这部分污染的比例正在逐步缩小。而农田污染相对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大了，那么就要把眼光放在农田管理上，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农资导报》：您刚才谈到现阶段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是农田污染，那么提高化肥利用率是否能改善农业面源污染？

周健民：要提高化肥利用率，就要在品种的选择、比例的搭配、施用的时间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有效控制。当然，我们研究新的肥料品种，比如缓控释肥，也是其中的一个途径。但是，缓控释肥不能盲目宣传。作为一种新型肥料，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缓控释肥的技术是不是过关，有没有缓控释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在缓控释肥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第三，目前缓控释肥的价格很高，能不能降下来。这几个问题都限制了缓控释肥的使用。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品质好的缓控释肥，它的价格肯定不会太低，因此用于大田作物就不太现实，农民很难接受。如果用在经济作物，比如蔬菜、花卉等一些附加值比较高的作物上，还是很有成效的。大田也不是不能用，如果价格不是太高，化肥用量又能降低，在一些对环境要求比较高的地区，多花一点钱在缓控释肥上，可以减轻环境的压力。这当中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

《农资导报》：您认为 “十二五”期间肥料的发展趋势如何？

周健民：在未来五年中，肥料格局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其实，普通的化肥还是现在最常用的那几个品种，只不过我们要注意施肥的方法，使它更为有效，能够提高肥料利用率。另外，在新型肥料的尝试方面，要尽可能开发新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比如，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缓控释肥料，降低成本、有更好的控释效果。再者，还是要充分利用有机肥，特别是在直接秸秆还田、利用牲畜粪便还存在问题的时候，可以生产一些商品化的有机肥，与化肥互相补充、互相结合。有机无机结合，以普通肥料为主，以缓控释肥等新型肥料作为补充等，构成一个比较完整、合理的施肥用肥体系。

《农资导报》：作为土壤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土壤的现状。

周健民：土壤的现状情况我们要一分为二。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田投入的增加，我们环境的变化，确确实实大多数土壤污染物的含量在增加。特别是在某些区域，污染物的增加不是全部的，可能局部地区严重一点，比如城市周边地区、矿区，这些地区的污染可能会相对严重一些。但总体来说，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大田区域，其实污染情况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因此不必恐慌。

江苏农药研究所公司副董事长张湘宁

农药监管应“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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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将海南作为农药专营试点，并加以推广。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湘宁表示，国家对农药行业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准入制度和监管程序，但相对于生产环节实行的农药生产登记证、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而言，目前销售环节的监管显然就相形见绌了。“这种前端监管的严苛与后端约束的松弛，导致前后关联环节缺乏整体协调性，一紧一松的结果是农药市场的混乱。农药监管应允许‘差异化’。”

他认为，海南的做法似乎就是在寻求解决生产环节与市场流通环节的脱节，弥合由来已久的监管漏洞和短板，将有效监管延伸至农药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

去年海南实施农药专营特许制度以来，引发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中国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此举是否有向计划经济回归之嫌。“我的看法是，仅从实施了某项监管措施就下重走计划经济老路的定义，未免有失偏颇。”他表示，鉴于中国现在许多行业存在产能严重过剩，导致调整步伐迟缓、产业升级不快等掣肘情况，国家在不断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在我看来，这就是以行政管控实行总量控制，实际上也算得上是采取计划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供需平衡，以便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大化利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由此可见，其实市场与计划并不矛盾，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一些行业，国家干预监管的力度也是很大的。”

“当然，海南模式是否符合宏观经济形势并有利于当地农业和农药产业发展，还需要通过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如果此举利大于弊，那就要在更大范围推广；如果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那就需要尽快对规定加以修改和完善。海南从自身实际出发，着眼做强做优现代高效农业大局，对农药专营制度进行改革并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全社会对海南的创新探索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雅量，毕竟中国幅员广阔省份众多，要允许监管差异化的存在。” （王云立）

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

推进缓控释肥

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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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两会”的众多提案中，一则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提交的《关于积极推进发展应用缓控释肥》的提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提案中指出，肥料是支撑耕地形成生产能力和增产能力的“钢”。然而，近十几年来，随着施肥量的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氮肥），施肥效果递减的问题已十分突出，不仅导致了很大的浪费，而且还形成了农业的面源污染。2010年中国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源总氮占排放总量的57.2%。针对这一问题，本报记者在“两会”期间，专访了王海波委员。由此可见，改革传统的化肥形式，推广应用缓控释肥，已成为当前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

《农资导报》：大家都在说中国肥料利用率低，实际情况到底怎样？

王海波：目前，中国的肥料利用率太低了。很多人总拿美国来比较，说我们的肥料利用率如何如何得低，但是我们不能学美国，在提高肥料利用率上，我们没有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条件。肥料利用率的提高，可以通过不施肥、少施肥来实现。肥料施得越少，你的利用率就越高，像美国还可以搞休耕，而我们显然做不到。第一，我们的土地太少，而粮食需求又大，并且增长的要求还很高，目前每年的增产幅度要保持1%，才能维持住我们的基本需求。我认为，扩展种植面积行不通，因为我们就这么多地，那就必须要提高单产，而提高单产的手段就是要靠施肥，因此在施肥方面，中国不能去和美国、欧洲相比。

《农资导报》：既然欧美的方式在中国行不通，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解决利用率低这个问题呢？

王海波：我们要在作物的需肥时间和肥料发挥作用的时间相匹配上做文章。随着耕作制度的改变，使得施肥技术、时间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举个例子，像小麦是矮秆作物，它还能在拔节期进行施肥，而像玉米这样的高秆作物，如果你不是在播种的时候施肥，而是再钻到地里去施肥，那是很难操作的。特别是现在，农民都不愿意在作物的生长季节依靠人工去施肥，因为效率太低。因此，生产粮食在本来收入就不高的情况下，如果让农民再增加劳动投入，那么这种农业技术是没有前景的。

我们现在的化肥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化合物，它遇水就会溶解，养分就会释放，而在这个时候，作物刚刚出苗，种子可以保证作物在三叶期之内对养分的提供都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作为种子苗，不需要向它提供这么多的养分，它对营养的吸收是有限的。而在这个时候，化肥的养分却在大量释放，这就造成了一种浪费。为了保障作物在发育期———也是最需肥的时候还有肥力，不少农民就过量施用化肥，这不仅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一方面浪费，一方面污染。但是为了作物产量的增加，你就必须保证作物在最需肥的时候，肥料用量达到一定的水平。如此一来，就需要用技术来控制。缓释可以节省很多化肥，让化肥不再白白浪费掉；如果达到控释，那就更好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缓控释肥其实还都在缓释阶段，我认为在中国是需要大力发展缓控释肥的。这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当今时代的客观因素决定了必须要用这么一种新型肥料方式。

《农资导报》：您是否认为，目前缓控释肥的价格偏高是造成其用量有限、推广度不够的主要原因？有什么方法改变现状？

王海波：缓控释肥在生产过程中增加了技术的投入，那么它的价格肯定比原来一般生产的化肥要高。

推广缓控释肥，对于环境、资源意义重大。对保障粮食安全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呢？还在于目前种粮的效益低，农民基本上不能依靠粮食来养活自己。第一，规模很小，就算种植技术能给他带来利益，也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农民基本上都不愿意投入。这样一来，好技术就没办法推广了。但是，粮食是国家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必须要国家来推动，所以说国家应该对这种肥料予以补贴。那么，对肥料来说，光有现在的缓控释肥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认识到我们国家要保证粮食安全，光保好这18亿亩耕地面积是不够的，同时也要保证这18亿亩耕地的生产能力。“人是铁，饭是钢”，而肥料是这18亿亩耕地生产能力的“钢”，如果仅有一个18亿亩的面积，没有耕地的生产能力，也是不行的。这18亿亩要有生产能力、战斗力。

因此，我建议国家对缓控释肥应该予以支持。因为首先这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保障粮食生产能力都是有意义的。而实现这些目标让农民自己去增加投入，是不合理的。农民本来就不赚钱，你还让他们去增加投入。既然不让粮食走向市场化，政府就得帮忙保住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来，政府一定要拿补贴。第二，有关缓控释肥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国家必须支持科研。科研不光是做应用研究，还有基础性的探索，我主张国家设立专项进行研究。

《农资导报》：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农业领域研究的专家，您怎样看待农业现代化、规模化问题？

王海波：长期以来，我们对农业生产规律的认识不够，采取的措施也比较表面，仅是简单地停留在物质的刺激和行政的指挥上，没有从深层次机制规律上去找办法，这当然会形成一大堆的问题。种地的人不知道养地，为什么？因为他养了地，也没有多大利益。这个问题要真正解决，人们寄希望于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的现代化必须以推动基本农产品的生产规模化为基础。现在中央有土地流转政策，但规模化又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农业现代化更重要的一项是一定要开创出分流农民的新产业来，这可以在农业领域里找。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不能乱，是受控制的，国际市场有约束，国内市场也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