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代表作品《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等

中国土地非常稀缺

我们国家是一个土地非常缺乏的国家，960万平方公里，13.5亿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约140人，而世界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47人，可见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密度的三倍。同时，世界土地和人口的分布是非常不均衡的，如俄罗斯每平方公里人口仅9人，而日本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要达到300多人，这之间相差了几十倍。

不但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而且由于中国的土地有相当大面积是高原、戈壁沙漠和诸如西藏那样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区域，平原只占全部土地面积的12%。而与此相比，日本虽然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但它的平原面积能够占到全部土地面积的24%。这一比例就看出中国土地的紧张程度了。土地既不能生产出来，也不能进口，我们如何缓解土地紧张的问题呢？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合理利用土地。农业用地本来就很紧张，不要再造成浪费。什么叫浪费？一块土地撂荒就是浪费；还有一种情况是一块地本来要开发，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开发起来，搁置很多年，那也是浪费。

如何缓解土地紧张？那就是要用好每一块地。用好每一块地并不是说要限制它的用途，而是这块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否则就容易造成农用地撂荒、开发用地搁置或土地用途错误等浪费土地资源的现象。

既然土地在中国如此紧缺，那是什么阻碍了土地的合理利用？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限制土地用途。首先，设置繁琐的手续改变耕地用途，如开发一块土地，通过一系列繁杂的手续还不一定最终获得批准，人为地提高了交易费用；其次，在有些地区没有一个土地市场，那自然也就不知道这块土地价值多少；还有是由于土地占有者的不合作，如“钉子户”现象，造成了土地使用的不合理。这里要特别提及限制耕地的政策，我不赞成这个政策，因为没有理由说这块土地永远就是种庄稼最好，一块土地该有怎么样的用途就有怎么样的用途，其实多年来中国粮食单产一直在提高，粮食安全所涉及的是粮食总产量，而不是耕地。

解放初期我们的人口是5.3亿，现在13.5亿，增加了150%，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三分之二，所以总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三倍，而耕地却在减少。就在十多年前，我们设立了一个土地21亿亩的红线，但是没有守住。这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我认识这恰恰是一种成功，因为粮食单产得到了提高。这两年粮食单产还在不断提高，今年更是再破纪录。但因为不允许农用地转成其他用途，结果就造成了农用地撂荒，目前全国有9000万亩农用地正在撂荒。

市场手段引导集约

土地能够合理使用的条件，就是需要有一个市场可以交换，这样就能使土地的用途得到改变。土地当然不能动，但它的用途是可以改变，到底该干什么？它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最好的用途。通过拍卖、招标，都是有效的土地利用方法。

当然，由于土地有它的外部性，因此也需要土地的规划。土地所有者自动地会找到最好的使用方法。有的土地因为没有所有者，因此容易造成撂荒。

现在农村土地的大量浪费，就是因为农村土地是按照人口来分配的，一个农村家庭人口的变化，导致了土地的增加和减少，像这样零碎的土地就不易集约化使用。现在土地流转的速度在加快，全国有11%的土地的流转，说明不合理的土地使用现象得到了合理纠正。农村生产最重要的就是土地，不合理利用，农民的生产就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容易造成贫困。要把生产力发挥出来，就必须将土地流转起来。所谓土地流转，即它的用途发生变化，它的所有者可以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最有效的土地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