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左右，3名乡政府干部在6月间下乡，住在阎小平家中。他们吃过早饭以后，便在阎小平家中看电视，阎小平去忙农活，等阎小平正午回到家中时，三名乡干部睡着了，电视机还开着。阎小平又累又气，一顿训斥：“你们睡大觉开着电视机浪费电，像不像个人？麦黄6月，农民都在劳动，你们屁事不干，还要人伺候，跑来干啥？”乡干部被骂得无言以对，灰溜溜离开了崖边。

　　阎小平说，每一个来崖边办事的乡干部都在我阎小平家中吃过饭，睡过觉。但我阎小平到什川乡政府去开会时，很多人连一口水都不请我喝，有的人甚至装作不认识。乡政府的国家脱产干部，人情味不及乡间的老农，几乎不能打交道。乡镇干部连经常为自己管饭的村干部都不当“朋友”，他们难道还会真心为不认识的农民搞服务？脱产的乡镇干部几乎脱离农村，即便下乡也是作风不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要求绑在土地上的村干部也扑下身子为农民服务，其结果可想而知。

　　2010年，通渭县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崖边村文书许逢吉作为崖边的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建议，要求提高村干部报酬。许逢吉列举：农村享受“低保”的人群为社会不做一分钱的贡献，一家人一年要领数千元现金，而村干部既要忙自己的土地，还要为大家的事情操劳，但是只领几千元，远不及“低保”户领得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小工，日工资都在100多元，月收入接近村干部的年收入。许逢吉的建议也是陇中所有村干部共同的建议。阎小平和许逢吉都有过拉倒不干的冲动，但他们都是绑在土地上的人，不能外出打工，只能将就着干“村官”。

　　村干部是“当官的农民，种地的干部”，他们如同钻入风箱的老鼠，几头受气。上有乡政府施加的压力，下有老百姓的不解抱怨。这样的“官位”犹如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2013年，陇中某地选拨村党支部书记，无人愿干，最后只能由乡政府驻村干部兼任。

　　阎小平认为，在崖边，与发展经济同样重要的任务是提升村民精神文明。崖边在历史上风气较好，远近闻名。进入新世纪以后，打架斗殴、赌博滋事的人增多。特别是2009年，还发生了村民李某被人活活打死的恶性案件。从此，附近村庄的人说起崖边都会直摇头。

　　在基层工作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各地乡镇政府都加强了村一级的工作，增加了驻村乡干部的人数。张文是“大学生村官”，他工作以来驻过好几个村，他认为崖边确实是风气最不好的一个村庄，工作非常难开展。他从2012年开始驻进崖边，他来到崖边驻村首先抓了中药材种植。2013年他在崖边行政村一个自然村引导村民开展药材种植获得了较好的收益，2014年，他又在崖边村开展中药材种植，且得到县政府认可成为当年全县的农业示范点。除了抓经济，他还在抓民风方面动脑筋、下力气。崖边考上一本的大学生家庭，张文会叫上乡村干部前去庆贺，谁家有人办喜事，他会主动前去祝贺。张文说这样一来可以拉近干群关系，二则可以扭转村庄的社会风气。

　　张文说，他刚来村里开会，村民都在“开拖拉机”（一种赌博方式），他也加入其中，一阵子就把大家的钱赢光了，征服了大家，村民不得不乖乖开会。后来，好赌的人还要找张文赌两把，张文说，你该干嘛就干嘛，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赌？

　　张文是出生农村的大学生，个性鲜明，有魄力，能屈能伸，对付各类人都有一套土办法，易于开展农村工作。与张文相比，阎小平和许逢吉是本村人，很多工作都难以拉下脸去开展。除了乡政府布置的工作任务之外，村庄即使有过于出格的人和事发生，村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避免与本村人发生冲突。这种忍让退缩只会加剧“恶”势力的膨胀发展，导致了村庄政治治理不断弱化、村庄社会秩序不断恶化。工资微薄，是村干部懒得惹人管闲事的根本原因。张文是外援干部，期满会升职或者调走。张文一走，崖边的政治治理格局自然会“人走政息”，驻村干部不能从根本上改观崖边的政治结构。

　　为人民服务是中共的宗旨。在科层体制下，“宗旨”经中央、省、市、县、乡、村，才能到达最“基层”，政权“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从上到下贯彻落实，最后在村干部身上体现。在改革开放成就巨大的年代，各级公务人员有着可以带进坟墓的优厚待遇，他们多是用强调、指出贯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到科层制的最低层时，领取微薄俸禄的村干部不能继续再强调、指出、要求村民自己为自己服务，干群矛盾自然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积聚得最深广。作为“种田的干部、当官的农民”，村干部官小使命大，他们真的能担负起强大的宗旨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