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支农惠农的力度加大。在惠农政策增多，但又无法普惠的前提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农民普遍对基层政权表现出不满情绪，村干部倍感压力重重。在村民眼中，是村干部歪曲了国家的政策。舆论也是一边倒支持农民的情绪化表达，鲜有媒体会从村干部的立场梳理影响村治的核心问题。

　　笔者的家乡在甘肃省通渭县什川乡崖边村，从2002年以来，笔者念完书以后，展开了对故乡涉及村庄治理、社会发展领域十多年的观察，特别是2004年笔者的兄长担任村委会主任一职，加深了笔者对农村行政和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认识。

　　在村庄的治理中，政治治理应该首当其冲。改革开放30年村庄政治治理弱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在2003年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以后，依然不能有效改观。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配格局的多元化和由此导致的收入两级分化，严重阻碍着村庄政治治理力量元气的恢复。

　　2004年以来，笔者的大哥阎小平开始担任崖边行政村主任职务。阎小平上任后，恰好迎来了中国政府对农村工作的加强。农民不但不给国家交一分钱，还可以得到国家的一系列优惠补贴。五保户、困难人群还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高层的决策反映到最底层，阎小平的感受是深切的。他从事主任工作的十年时间比之前的村干部要忙得多，乡政府干部下乡的频次也比之前明显增加。各项惠民政策出台以后，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相应的办公机构，增加了人员设备，但村干部一直只有三个人。这些工作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全得由村干部负责。惠民政策越多，村干部工作压力越大。

　　表面看来，施行仁政的惠民政策应该是能得到普遍拥护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作为最最基层的村干部，掌握着最最真实的情况。阎小平说他与崖边人打交道经常被整得哭笑不得。

　　比如“合”政策，有人不愿意缴费，给村干部和乡干部的收费工作带来巨大难题，有的人不缴费，乡村干部只能用自己的工资进行垫付。按照常理，一项保险政策的执行，本该有人参保缴费，相关机构收费兑现保障承诺就可以了。再则“合”政策采取农户自愿原则。但是，各级政府在考核政绩时，都要把“合”列入清单，且要以参合率说事。在崖边，“合”政策出台之初，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参保。崖边村民李效贤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他前一年参保期间并未生病，便死活不愿意继续参保，任凭阎小平和其他村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动员也无济于事。没办法，李效贤就脱保了。李效贤脱保不但让自己失去了合作医疗保险资格，还拉了全村、全乡“合”参合率的后腿。按上级政府的要求，各地参保率必须要达到90%以上，什川乡党委书记和政府乡长想要干好自己的工作，必须要完成“合”的参合率。说来也巧，就在当年后半年，李效贤骑自行车赶集时，不慎摔伤，一口气花费了5000元医疗费，但他没有参保“合”，一分钱也无法报销，这让李效贤追悔莫及。第二年，李效贤主动找村干部参加“合”。

　　政府动员农民参保“合”是一片好心，但就是得不到农民的理解支持。“合”的运行应当有专门的机构，但在最基础层面，工作往往由村干部和驻村的乡干部完成。在很多事情上，崖边的村民总是表现得非常愚昧和自私。乡村干部对崖边人的自私自利深恶痛绝，但乡村干部束手无策。在阎小平眼里，“崖边的‘瘦’百姓都被惯坏了，国家的惠农政策没有换来农民的感恩，反而让农民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

　　农民对政府的抵触情绪，源自对各级干部的不信任。阎小平认为政治必须要有严刑峻法，但前提是要有清廉的政府。如果政权公务人员不能廉洁奉公，小民难免自私自利。阎小平从事村委会主任工作十余年，接待的乡政府干部和上级各部门干部人次过千。下乡干部进驻崖边工作，每天中午和晚上的饭必然在阎小平家中吃，这些干部每月都有2000多元的工资，而阎小平作为村委会主任一年只领取着几千元报酬（2004年，阎小平年薪不足2000元。之后每年都有上涨，但幅度很小）。这些干部吃饱喝足之后，扬长而去。似乎村干部的家是天经地义的下乡干部的免费食堂。阎小平对毛泽东时代下乡干部吃了群众饭掏粮票的公私分明的做法由衷地表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