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城市化，实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开始经济起飞。195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50多美元，工业产值份额不足10%，人均粮食占有水平仅285公斤，农业就业份额高达83.5%，在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中，“三农”为城市化和工业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到本世纪初，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基本建成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三农”发展相对缓慢问题却凸现出来。党中央、国务院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两个趋势”的发展战略，为统筹城乡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创了二元经济社会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新阶段。本文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特征、弊端、统筹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几点思考与建议”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供领导和同志们参考。

　　第一章　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阶段性转换特征

　　一、工业化起飞阶段的二元结构特征（建国初期——1977年）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整体倾斜性，对农业“多取、少予”。在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家在宏观上决策采取强化工业化进程和资金倾斜的分配政策，通过隐蔽形式从农业取走了大量的资金，使农业发展失去正常的资金来源，处于低水平积累徘徊状态。据有关部门测算，从1954年到1978年，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4501亿元[（价格分配5100亿元+税收分配978亿元）-支农支出1577亿元]，平均每年为187.5亿元。这种向工业化倾斜政策，从全局和整体看是必要的、有效的，但问题是沿袭时间过长，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格低于价值交换，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物化和活劳动得不到必要的追加，失去了自我发展活力。

　　（二）农村经济在“低积累、低消费、低保障”水平上运行。我国之所以是个低收入国家，主要是农业收入水平过低。农村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计算，1950年为62.3元，1952年为69.2元，1957年为77.6元，1965年为105.6元，1978年为131.5元。人均收入如此低，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就相当突出，很难兼顾。农业积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税收；另一部分是集体公共积累。前29年这两项积累之和为2580亿元，占同期农业国民收入总额的14.95％，年均积累88.9亿元，人均积累14.5元。无论从积累比例上看，还是从人均积累总额上看，都是比较低的。然而，这种低积累是通过低消费来保持低水平再生产的。改革开放前的29年，农民消费水平相当低。据有关部门统计，1952年人均为62元，1957年为79元，1965年为100元，1978年为132元。徐州市1970年（包括东海、赣榆两县）人均口粮只有319斤，其中山芋干占46％，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15元，没有现金分配（超分配18.98万元），农村以“户吃户”方式进行实物结算。当年我老家年终分配是“口粮270斤，工分2分7厘”，吃不饱饭的岁月，年龄稍大的人至今仍记忆犹新，每每谈起，无不眼角噙泪。在各年消费额中，农民自给性消费高达80％以上，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消费水平年均只增长2.2％，远低于农业总产值（可比价格）年平均增长4.96％的速度。

　　（三）农村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积累。1979年以前，农业资金积累从整体上讲是低水平的，但国家动员和组织农村大量劳动力从事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劳动积累弥补了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我国土地资源较少，农业人口多，劳动力相对过剩，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完成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积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是一种积极的选择，积累也是非常可观的。据估算，从1950年到1978年29年间，累计有效劳动积累折价在1000亿元以上。“三农”以自身劳动积累为主，完善了农田水利建设以及配套工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农业投入的基本特征。

　　二、工业化加速增长期二元结构特征（1978——2000年）

　　（一）改革农村体制，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做贡献。这一时期农村改革核心内容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实质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村经济体制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农村改革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从1978年到1982年，农村改革进入艰难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改革重点主要是通过“小段包工、联产到劳、联产到户”等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手段最终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将原来的“工分制”改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形式。激发了亿万农民生产积极性，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全国粮食总产由4000亿斤增加到6000亿斤，再由6000亿斤增加到8000亿斤。这期间，徐州市粮食单产年均递增7.9%；油料单产年均递增15.9%；生猪饲养量年均递增4.9%，其后逐渐产生了卖粮、卖棉、卖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