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乡村被城镇化工具利用：使农民陷入无助与恐慌

　　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因为笃信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面对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一方面是越来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诱惑下，农民离乡背井，撇妻离子进入城市成为顺理成章的不二选择。但是在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推动所谓为农民着想的城镇化中，却出现了农民不买账的状况。这是因为在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与农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两种不同的城镇化。

　　首先，在一些学者和政府计算中，农民进城市可以带动城市投资与消费。而在农民计算中，进城市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进城意味着负债进城。其次，让农民让出土地进城，在房地产商和政府眼中，是让农民拥有的土地资产化，获得收益的好机会；但在农民心目中，恰恰成为一种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让。再次，政府认为，拆村进城，是为了让农民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美好生活，但是农民非常清楚，城市化不是免费的午餐，进城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价，还要付出乡土纽带撕裂、乡土知识离弃、乡土文化缺失带来的精神损失的代价。

　　6．工业文明病在乡村蔓延：使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以高能耗、高消费为代价的高福利工业文明，是一种高成本的文明。在当今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中，农村与城市相比，所获得的工业文明的好处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却远高于城市。农村不仅承受着农业化学带来的严重污染，还承受着城市工业化所转移的污染。在国家工业化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在当前的城镇化时代和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过程中，全球性的城市危机，又一次地以社会成本外部化和生态成本外部化，将危机代价向农村转移。

　　二、正见：拯救与保护乡村文明的三个理由

　　第一，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传承之载体

　　城市化过程中导致乡村消亡、从两元走向一元是城市化发展必然规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城市之路，中国也不能例外的观点，更是无法成立。因为支持这个观点的历史前提就不存在。鉴于中国与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决定了中国与西方不可能走相同的城市化之路。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经济主导的文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不是城市是乡村。所以，以乡村为载体成长起来的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乡村。历史证明，只要乡村在，中国文明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

　　相反，诞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业经济基础上的另一种形态的文明。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载体是城市，由此决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所以，近代以来西方走向文明复兴之路，也是从地中海城市的繁荣导致的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对于西方而言，是西方传统文明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是否消失，不会触动西方文明传承的中断问题。相反，当代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命运则涉及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问题。中国乡村文明不是一个文化符号，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兴之中国兴，乡村衰之中国衰。

　　第二，乡村文明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文明兴

　　从逻辑上判定乡村走向消亡的时代前提，就是认为当代人类仍处在工业文明时代。乡村作为农业文明的时代产物，无法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乡村消亡是时代的必然。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背景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已明确提出中国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顺应了时代发展必然的重大抉择。因为，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高度时代契合性。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恰恰是时代的必然。

　　西方走向工业文明是通过文艺复兴，从他们的老祖宗那里找到了文化与自信的动力开始的。相反，近代以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落伍，则由于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模式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缺乏这种内在的契合性，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是逆水行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与否定、自我解构与革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