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1.3%。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处在这个历史性拐点的国人，一方面对中国百年之久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期盼给予了极大鼓舞，因为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展望未来城市化的图景，面对快速消亡的乡村文明，却感到阵痛和担忧。因为在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摇。在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倾斜之时，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警世：乡村消亡危机的六个表现

　　1．文明形态上判处死刑：使乡村失去希望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机，是在被认为是世界发展必然趋势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一些地区正在搞得大规模“拆村建区”

　　的城市化，还是许多地方热衷的“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包含这样一个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即农村作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无法承载以工业化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化。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无论是被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论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似乎都准确无误的回答了，单向度的走向城市化进程必然是城市替代乡村的两元归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文明载体的乡村走向终结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

　　2．教育上撤点并校：使乡村文化传承断根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撤拆点并校使维系乡村文明的乡村文化传承系统遭到了摧残性破坏：一方面从根上切断了落后乡村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让孩子进城，成为小手拉大手，孩子带动大人进城的一个诱饵。

　　3．农业发展资本化、规模化：使乡村失去存在根基

　　尽管中国以小农经济这种方式在过去60年里，创造了以世界7％左右的耕地，5%左右的水资源，养活全球20%人口的奇迹，农业成就的普惠化，又进一步创造了对全球减贫贡献67%的另一奇迹。而且这些奇迹，是在仍然存在农产品剪刀差、农民进城打工之余兼职的条件下实现的。然而，对于这些奇迹，我们不仅没有感到自豪和自信，进而去研究它，保护它，反而更多的是不满和批评，以及坚定不移地改造。因为这个奇迹不是由现代化农业创造的，恰恰是在在中国存在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创造的。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仍然保留着如此“落后”的小农经济，显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短板。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主导资本配合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农业现代化运动正在启动。按照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应当是让中国农村应该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农民从事高效率、规模化、产业化的农业，来养育80%的城市人。

　　然而，在现代化农业的背后，恰恰是另一番景象：过度规模化带来的将是农民失业、乡村社区消亡、多样化遭到破坏的惨状。此外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性也会增加。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中国传统的家庭农业将不复存在，我们所憧憬的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彻底实现之日，即是失去经济基础的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彻底消失之时。

　　4．盲目输入外来制度：使乡村互助社会解构

　　目前中国乡村萧条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缺位，导致乡村家庭原子化，乡村社会碎片化。农村社会“空壳化”带来传统道德“荒漠化”，使农村已经从温馨淳朴的熟人社会，变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会。按照乡村必然消亡论的逻辑，农村组织碎片化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乡村互助社会组织的碎片化解构，与按照城市管理模式盲目输入外来制度密切相关。在乡村就是愚昧落后、城市就是进步文明的主流认识前提下，乡村的改革与发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过程。比如，我们不加改造地、将适应生人社会的民主选举导入乡村，其结果导致了中国乡村传统熟人社会自组织能力丧失，劣绅驱逐良绅，处在输入新治理模式而又无法消化的断层中。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在经历20多年后，仍然处在乱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