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要保护空心化村落，为乡民、游子留下回归的巢

　　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目前萧条的村庄。人类感情变化是有周期性的，城市化发展也是有周期性的。发展到一定周期后人们开始厌倦城市生活，希望回到乡下去。目前在中国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苗头，在未来5到10之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回乡的高潮。在逆城市化中出现的回乡高潮，将是一个社会资源从城市向乡村回流的过程，这也将是中国乡村文明复生的高潮期。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萧条的村庄拆掉了，让城市周边乡村社区化、城镇化，在未来逆城市化中和大量农民工怀着乡愁想回家时，他们将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回归的巢。为未来告老回乡的游子留下回家的巢，这是保护乡村文明不能突破的另一条底线。

　　三是要保护传统生产方式，为乡村文明留下复生的根。

　　集智慧、文化与传统技术为一体的中国传统农业，是人类文明的财富，也是中国智慧与文化生成的根。守住了传统生产方式，就为乡村文明复兴留下复活的根。

　　总之，守住了乡村中20%的文明守护者，也守住了乡村文明复兴的魂；守住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就守住了乡村文明发展的根；守住了乡土文明，就守住了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底线。

　　2．重新认识与定位乡村价值，给乡村以生的希望

　　目前乡村文明建设最需要的是，让判处死刑的乡村获得生的希望。在理论上，要走出主体缺失的西方之风，立足中国本土，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符合中国乡村文明的新理论体系。在社会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中，要重新认识与定位中国乡村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功能，提升中国乡村文明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建议启动制定“中国乡村文明保护法”，真正使乡村承担起中国五千年文明成长之根，确立民族自信之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本，生态文明建设精神之源的时代功能。

　　3．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的道路

　　为适应十八大后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发展新时代的要求，需要把村建设上升为中国乡村文明建设的高度来对待。

　　第一，乡村文明建设目标，就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按照乡村文明本质内涵，乡村文明建设应当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所主张的“五我乡村：即我村我素，我村有我村的元素和独特性。我村我品，我村能够建设成品位、品格、品质、品牌等四品的村庄。我村我业，在新历史条件下乡村完全能够形成自我发展的产业。我村我家，使建设好乡村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的乐园。我村我根，这是一个能够吸引认祖归根、告老回乡、祖代相传的永续发展的乡村。

　　第二，乡村文明建设的原则，一定要尊重农民的需要进行。中国乡村文明有很强的自我复生的能力。政府应按照乡村的五个需要进行建设。即乡村文明建设最需要的精神是希望；最需要的帮助是信任，政府不要越位干预；最需要的投资是公共投资；最需要的服务是病有医保，灾有互助、老有所养的服务；最需要的组织是自治管理。

　　第三，乡村文明建设的动力，是内求式的自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建设依靠的是外求式创新，其实是缺乏主体性，跟风、模仿的外求式创新，使中国城市成为千城一面的城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城市。我们的村庄应该建成什么样，不需要去美国学习、向国外城市看齐，而是要我们智慧地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进行对话，从而找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那里去。依靠这样一种“内求式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五个我”的乡村文明。

　　4．拯救中国的乡村文明，从拯救我们的心开始

　　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是人类文明中心在轮回中再次回到东方之后的一次新涅盘。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代需要我们的顿悟，需要我们从惯性思维的迷途中觉醒，来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5．我们有一个梦：共建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的美丽中国

　　中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多样性的乡村文明，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最稀缺的文化遗产。

　　从文化与历史看：我们有中华民族历史活化石的少数民族的村寨文明，我们有承担着中国民族兴盛衰微、源远流长、继往开来的农耕乡村文明，我们还有负载着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游牧乡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