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中，中国农村始终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推翻旧社会的革命力量在农村兴起壮大，建设新中国的初始动力也由农村提供。

　　当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农村再一次承担起创造历史、开启时代的使命。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历史性决策，同时也将实现这一重大调整的突破口选在了农村，从此，坚固的计划经济体制首先在农村破冰。2008年10月9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目标任务，为农村发展再一次注入了强大动力。

　　30年来，“包产到户”、“市场经济”、“乡镇企业”、“农民工”、“取消农业税”、“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等一长串关键词，像一个个壮丽的音符，跳跃在改革发展的宏大乐章之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和实践，成为“中国崛起”最瑰丽动人的篇章。

　　政策效应集中体现

　　改革自农村发轫，并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遍及全国。从此，计划经济的藩篱被政策的利锯一点点地撕开。

　　回首30年改革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关键时刻，农村都会成为焦点和热点。农村的改革，发展了农村，更牵动了大局和全局。30年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近百个，其中10个“一号文件”影响最大，作用最显，也让人印象最深刻。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村的基本任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为“三农”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和政策保障。

　　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保持了连续性、稳定性，适应了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要求，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全面取消农业税，使中国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绵绵延续2600多年后，终告结束。这为我国推行城乡一体化税制扫清了障碍，为城乡统筹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农民欢欣鼓舞的同时，中央每年还加大投入，对农业实行综合直补，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进行政策和资金倾斜。

　　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的政策符合农民的心愿、贴近农村的实际，农村就会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我们的政策伤害了农民，脱离了农村实际，农村发展就会停滞。政策是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

　　经济突起亮点突出

　　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以后，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我国农业生产形势迅速改变，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产品供给状况大大改善，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为乡镇企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决定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并明确指出乡镇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央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主张，使这些散布于农村中的新兴经济主体登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从而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沉闷局面注入了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因素。由此，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之后，一场规模更为宏大、意义更为深远的经济体制变革拉开了大幕。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超过8000万，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到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职工已超过1．5亿人。正是乡镇企业在国家政策鼓励下的普遍兴起，才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在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开始大量进入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催生了中国经济第二个高速增长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一时之间，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就像海绵吸水一样，迅速吸纳了大量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刚刚诞生没几年的“民工潮”这个词获得了正面意义，并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词。时至今日，农民进城务工人数已经达到了2．1亿。他们不仅对城市的发展居功至伟，也为农村的持续发展贡献了资金、技术和人力。这是“中国制造”的坚实基础，也是“中国速度”的力量源泉。农村和农民，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