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建设已经开展两年多，这是继中央政府决定免征农业税之后的又一直接惠民举措，成绩有目共睹。比如，许多偏远的村庄道路得到了硬化，许多农舍外墙与屋顶得到了统一的修缮与美化，许多农户低价买到了国家补贴的家用电器和用上了方便的 自来水，许多村口路头每到傍晚也能亮起路灯，等等。这些做法的确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比照以前对农民的口头关心进步百倍，普受欢迎。

　　但是，在广受赞誉的同时，有些现象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在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已经离开了故土，除了春节期间，大部分的房子只有留守的老人或者儿童，“空心化”的现象正在不断地加深，农村的常住人口越来越少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我们继续对农村的基础公共设施进行持续不断地投入的话，虽然能够帮助现在仍然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改善一些生活环境，但是这些资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却是值得我们仔细盘算一番的。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任何一项资金的投入，我们都希望用同等的钱办最大的事或者办同样的事用最少的钱，这在经济学上叫效用最大化。村建设虽然用的是财政的钱，但这些投入不是无限制的，如何让好钢用在刀刃上，使同等的资金投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让财政的投入所惠及的农民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目前农民最迫切需要什么？农民最迫切的需要是增加收入。有了钱，农民不苦，农村也不会穷，农业更不会有危险，“三农”问题迎刃而解。当然，以目前的财力，政府不可能给他们大把发钱，钱还得靠农民自己去挣，但政府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为他们挣钱创造更好的条件。

　　农民怎样才能挣钱？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农业本身是无法给他们提供增收致富机会的。由于农业普遍存在农产品需求上限和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这两个特点，使得增产不增收这个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叶圣陶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与其说是米行对农民的残酷，不如说是农业产业增产不增收特征的生动写照。农民要想脱贫致富，公认的结论就是减少农民的数量，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业和第三产业领域，也就是说农民的希望其实是在农业农村以外，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在城市。以这几年的实际情况看，广大农民早已以自身的行动作出了选择，他们宁愿离乡背井，也不愿留在家乡寂寞受穷。进城打工事实早已成为中国农民摆脱贫困获得现金最有效的途径。

　　如果我们换过一下思维，把前文提到的用于改善农村道路或者补贴农民家电的钱，用在城市里来解决进城的农民工更加迫切的问题，无论从经济收益还是社会效益上看，成效应该更大。比如，改善农民工相对集中区域的学校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使农民工的子女能够就近入学，或者干脆直接给农民工子女以教育补贴，让他们在教育市场中根据择优劣汰的原则自行选择；也可以给那些愿意学习知识技能的农民工本人以教育补贴，尤其是那些来自贫穷而偏远山区的童工或者没有文化教育背景的妇女，让他们到专门的职业学校学习一技之长；还可以给那些在一地有多年打工经历和稳固工作单位的农民夫妻提供类似集体宿舍一样的廉租房，让他们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狭小天地，找到一点点家庭的温馨，等等，这将为他们在城里稳定挣钱创造便利。

　　相反，如果我们坚持继续执行既往的村建设政策，那么我们的投资效益将会越来越低，因为城市化既是我们的发展战略，也是中国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农村的人口只会越来越少，硬化的道路与村头的路灯所能惠及人数同样只会减少不会增多。即便我们投更多的钱来建设更好的农村医院或学校，由于受到农村地域广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的制约，这些公用设施也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连日常的维护也将成为国家的负担。

　　地方政府贯彻中央建设村的战略，推出一系列造路、修屋、敷线、架桥等举措，目的是通过改善农村的基础条件，来激发农村的消费能力。意愿无疑是好的，但忽视了农民消费增长的根本动力是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稳定收入，留在农村没有稳定收入，消费增长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政府的资金投入相对于普通百姓就是一种导向，当我们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农村基础设施时，其实质是变相鼓励农民继续留在农村，这与我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战略正好背道而驰；当我们有限的资金投向改善进城的农民工的生活环境时，这不仅有利于稳定受惠对象扎根城里的决心，也能激发没有进城的农民的极大兴趣，这与我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战略正好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