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些地区在建设中只注重了硬建设，而忽视了软建设，硬建设偏硬，软建设偏软。在物质层面建设投入的力度大，在精神文化及制度方面投入的力度少；在有形的方面投入多，在无形的方面投入少；只注重 了有形收入，而忽视了无形收入。如有人把村建设归结为“一看路，二看住，三看环境，四看树”等。村建设固然离不开硬件建设，但它并不等于硬件建设。清洁用水、沼气、电力、燃气、通讯、网络、消防设施、住房、道路、桥梁、水利、农业机械、文化娱乐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是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完成这些工作，只是村建设的良好开端，而不是意味着村建设的大功告成。村建设既要注重硬建设，也要注重软建设。硬建设是基础，软建设是主导；硬建设是形体，软建设是灵魂。硬建设与软建设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二者要协同推进。

　　早在民国时期，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就十分注重农村软建设的投入，认为软建设是农村建设的实质。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认为：“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之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同时，梁漱溟认为，要在乡村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组织。从具体过程来看，乡村建设应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是“民族再造”。乡村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人的基础，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他在《农民运动的使命》中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根据在农村从事平民教育的经验，晏阳初总结出了中国人的四大缺点即“愚、穷、弱、私”。这四种缺点是有因果关系的，即愈愚愈穷，愈弱愈私。由于这四大疾患的存在造成了“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针对这四种大病，晏阳初提出要在农村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虽然乡村建设运动由于众多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软建设的重视应当是值得肯定的。

　　目前，我国农村软建设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注重制度的不断创新。制度创新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作用。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伴随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经济自身也要向规模化、合作化和企业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两个飞跃中的第二个飞跃。要实现规模化、合作化和企业化，就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首先，要探索有效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目前，有些学者主张土地应私有化。他们认为，应还农民以土地完整的产权，以便保障农民权利，激发农民投资农田建设的积极性，促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地的经济效率。但有些学者反对私有化，主张应稳定土地承包权。这一派认为，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出现土地兼并，农民成为游民，土地在中国是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它既是生产资料，又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依据。笔者认为，土地所有权应国家所有，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主要是体现在对使用土地有监督权，同时农户对土地具有永久经营权；另外，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可不随户籍的变动而变动，并允许农户土地经营权进入市场流转。由于各地情况的不同，土地产权制度的实现形式应多元化，不能强求一律。其次，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它是国家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这种户籍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一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它通过对劳动力要素流动的阻碍，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利于社会生产发展。二是也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但户籍制度改革也要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这里涉及到就业、升学、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实行统一规划、分类管理的原则。对农民进城，在城市规划上最好能集中安置在原来城市周围或城市内的某一特定区域，并相应完善学校、医院和各种公共设施，并进行分类管理，这样与原来城市居民产生的矛盾也较少，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另外，由于各地发展水平不一，户籍制度改革也可走多元化的路子，不一定要全国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