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沿海地区村庄集中居住区、现代农村社区和新型农民公寓建设日益兴盛，但首先须有着眼于区域产业、就业能力及资源与环境容量的科学评估、论证和总体规划，避免“重建设、轻发展、重安置、轻创业”的决策倾向，谨防政府规划的一刀切和农村居民点突击式的大拆大建，杜绝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等新的土地圈占和浪费现象。

        很多统筹规划操作性不强

        《科学时报》：现在各地也有不少各式各样的规划，为何还要强调规划先行？

        刘彦随：现在是有一些乡村规划，比如拆多少个村、建设多少安置区……但严格意义上这不叫规划，规划应充分考虑区域发展不同阶段的产业特点，研究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生态保育，而且布局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否则，很难使各种要素组织有序，很难实现不同部门间的协作，很难解决经济与生态协调等问题。

        现在的统筹规划多是理念上的，不具有操作性。一个科学的规划首先应该有中长期的战略目标，有分区分类推进的可行方案。

        现在的规划缺乏长远的功能定位，很少考虑宜人宜居。一些地区的农村建设发展多以项目为引领，不重视农村自身发展能力的培育。事实上，农民的适应性很强，既可以享受现代的高楼大厦，也可以安居简朴的平房小宅，这与国外有很大差别。我们不必一味按高标准建设，关键要因地制宜，考虑当地的持续发展，以宜人宜居理念营造人地和谐。比如建造成排成片的乡村小别墅，连买豆芽菜的地方都没有，那就不叫和谐。

        “三集中”方式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政府、企业一厢情愿，把农民搬到高楼上。农民也向往城市环境，所以目前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潜伏着隐患。在就业安置上，一个村一下安排三四百人就业，特别是企业主导型的非农就业安置，因企业会随时为适应市场而进行重组、改造，就业岗位不会很稳定。要长远可持续地既解决定居又解决就业，必须提倡适宜适度，逐步推进。一下子安排那么多人就业可能会变成定时炸弹。

        村建设是一项长效的、系统的基础性社会建设工程，不可能两三年就大见成效，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都要注重长远战略与规划的深入研究，要逐步协同推进。倡导城镇建设用地的增长与农村居民点的缩并减少相挂钩，是推进农村用地集约化和统筹城乡土地配置一体化的重要理念创新，但由于土地产权制度本身及其经营体制上的障碍，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实质性地推广开来。

        我们主要强调加快城镇化发展与非农用地扩张不要带来接替式的大拆大建，不要急促地进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相对分散也有其合理性，农村发展依赖当地水土资源，其成长路径更要有自己的特性。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转向城市就业和定居，的确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城乡转型发展的过程。

        各地不能人为地对村建设定时刻表，这不是科学发展模式。应当倡导适宜、适时、适度推进，充分考虑当地的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如苏南地区的生态与环境现状已呈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太湖暴发蓝藻水危机就是一个例证。人口向城市集中，加大了资源的消耗，特别是加大水资源环境负载，带来种种城市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发现，但时间一长就暴露出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冒进式”城市化发展的结果。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但不是让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都出去，而农民非农转移的合理度在哪里？需要加强地理学研究，其底线应是不至于造成当地农业生产体系的崩溃。一些传统农区的农村教育与农村人口已经呈现“过疏化”，甚至“空心化”，国家提出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但最终这些耕地由谁来耕种，以及如何保证粮食生产的持续高效？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产业分工与就业问题，而是迫切需要在保障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与农村发展的政策设计和现实可操作层面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