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把农民对村建设参与度作为衡量标准。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富裕农村必须减少农民，解决农村问题必须发展城市产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不能解决农村现有问题，而且加剧了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大城市问题。虽然我国当前城市化达到41%，实际上相当多城市人口是流动的农民，这些流动大军兼有城乡人口的双重性。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仍然要靠农民在本土创业，提升当地产业经济水平，并在建设乡村一体化和城镇一体化上，开辟新的城市化道路。因此，要关注农民创业环境建设，解决农民创业难的问题。建议扩大阳光工程培训铺盖面，尽快出台农民创业法律法规，为农民创业搭建舞台。

        三、把农民需求的民心工程建设作为衡量实绩的标准。村庄是农民生活的特殊环境，农民最关心的工程往往不是本村和外村的差别，而是影响本村生产和生活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幸福指数。在关注农民物质工程的基础上，要高度重视农民的社会福利事业建设，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等事业的投入，切实解决农民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同时还要重视精神文化生活，特别要重视村的文化建设。（范迪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