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幸福指数，应是一个衡量农民对自己生活区域的物质环境、社会福利和精神文化满足感的综合核算指标。鉴于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只注重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是一个侧重于物质方面的量化指标,2003年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与GDP相对应的新的衡量指标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即国民幸福总值，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的国民生活快乐指数GNC(GrossNationalCool)，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国民幸福总值和国民快乐指数概念的提出，为我们衡量社会财富开辟了新视角。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村建设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必须把农民幸福指数作为村建设的终极目标，以此建立一个村建设评价体系，从而使村建设真正成为造福农民的一项德政工程。

        提升农民幸福指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决不能只关注GDP发展，决不能只顾眼前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换取发展。这些年来，许多地方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对环境的保护，生态资源破坏严重，一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农民生活质量下降。有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村村冒烟、户户点火，结果经济没有得到应有发展，生存环境却面临严重威胁。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就是要摒弃传统的GDP发展模式，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做到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

        提高农民幸福指数，关键是在村建设中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一切建设都要围绕农民的需求开展，让农民感受到村给自己不仅带来物质享受，而且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但从当前各地的实践来看，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一是以新村庄建设取代村建设。即将村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庄建设，大搞农民房屋拆建和美化工程。这使农民误认为村就是“有钱建新房、没钱刷刷墙”。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拆旧房建新房，造成一些农民的家庭负债，这是与提高农民幸福指数格格不入的。

        二是以“政绩工程”代替民心工程。一些地方在村建设中，层层下达任务和指标。为早出政绩，要求限期完成，限期达标，并用大检查方式升温加压，造成了基层在形式主义上做文章。这种急功近利行为，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严重地脱离了实际，既违背了中央的要求，也违背了农民的意愿。

        三是以村庄合并代替城镇化。为尽快改变面貌，有的地方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村庄撤并。如将自然村并入中心村，小村并大村，乡镇周边村向城镇集中，人为地提升城镇化水平。这些作法不仅不会推进城镇化进程，反而会给并村的农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

        四是用圈地办工业代替现代农业。有的地方为加速农村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兴办工商企业，大面积圈地发展工业。由于缺乏办工业的条件，往往以廉价的土地和资源换取企业落户，而这些到农村落户的企业，多数是产品附加值低、缺乏科技含量、没有竞争优势，只能靠消耗资源和地方政府减税让利生存。因此这种工业化不仅不会给村发展带来幸福，反而会带来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体制方面的因素，也有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的因素，但都反映了忽视从农村基层的村情出发、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自身需求为核心的村建设要求。

        如何使村建设真正为农民造福，防止偏离正确方向？笔者建议：

        一、把农民对村建设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幸福是一种主观感觉。村建设目标是提高农民的幸福，而不是花了多少钱，建了多少房子，修了多少路。尽管这些事情都是农村需要办的，但如何办、怎么办，必须以农民为主体。要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就必须尊重民意，按农民的意愿去做。要改革传统的干部考核办法，把村的建设任务交给农民自己，让农民提出规划目标，确认建设轻重缓急的任务，完成情况由农民自己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