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头农副产品购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田俊莲，正忙着与前来采购的果商洽谈山地苹果采购事宜。“现在已经接到5万斤的订单，陆续还有果商前来看果，销路应该没问题，因为我们村的苹果是以质取胜的。”田俊莲满怀信心地说。

　　近年来，墕头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苹果产业，目前全村果园面积达1600亩，从事苹果产业农户295户，占全村农户的61％。2020年，全村经济总收入1180万元，其中苹果销售收入944万元。

　　“我家种了20亩苹果，估计能卖9万多元，再加上到合作社打工挣的钱，这几年依靠苹果产业我家日子越过越好，我对发展山地苹果产业也更有信心了。”村民李春莲说。

　　陕西苹果，如今已是市场上一块响当当的品牌。据陕西省气象局相关资料和数据，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前苏联专家指导下，陕西省开始在秦岭北麓发展苹果林带；20世纪70年代起，苹果种植开始向更好的产区——渭北黄土高原发展，涉及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等市，以及延安的南部；从2008年起，陕西省政府开始启动苹果的“北扩西移”工程，苹果开始北扩至延安北部、榆林南部的一些县市，扩种210万亩，北扩约200公里。

　　陕西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梁轶介绍，苹果属于一种温带水果，对气温和降水都有一定要求，随着气候变暖，陕西苹果种植主区域得以由陕南至关中再至陕北“一路北上”，到目前苹果种植已大部集中在陕北。榆林市米脂县是陕西苹果新型主产区之一，也是陕西苹果主产区县中最北端的一个县，近30年来，榆林市平均每10年升温0.27℃，米脂县更是高达0.49℃，为苹果这种温带水果的陕北种植提供了气候条件。

　　苹果“北移”涉及延安南部的所有县市，以及榆林南部的米脂、绥德、子洲、横山等县市。2010年，延安市苹果种植面积为近300万亩，排在全省第二，居咸阳之后，到2020年，延安市苹果种植面积已达400万亩，跃居全省第一；2010年，榆林市苹果种植面积只有区区21万亩，2020年则增加至115万亩。

　　如今，延安所属13个县市均是苹果产业重点县，延安也已成为中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榆林的发展势头也非常好。而陕西也已是全国第一苹果大省。

　　三大粮食作物“北移”显著，北方的“北移”是重中之重，建议适时启动第三次全国农业气候区划工作

　　从理论上讲，能够“北移”的包括许多农作物，但事实上主要发生“北移”的是玉米、水稻、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和其他一些重要经济作物，特别是三大粮食作物的“北移”，增加了我国的粮食种植面积，对粮食安全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此外，冬油菜也在发生“北移”，只是“体量”尚不够大，目前所知如陕西，其油菜种植面积1980年为138万亩，2020年增长至264万亩。

　　从理论上讲，“北移”既包括南方的“北移”也包括北方的“北移”，但事实上“北移”的主要发生区域是在北方，其对北方乃至全国的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意义也更大。

　　尹红建议，要着眼“种植带北移”合理规划和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增强农业生产系统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同时还要对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业生产格局变化加强前瞻性研究。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我国先后完成两次全国农业气候区划工作。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建议，应依据现阶段气候变化研究最新成果，利用现代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定位技术、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气候区划工作，以引导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当然，“种植带北移”也是有利有弊的，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随着农作物的“北移”，病虫害也随之发生了“北移”。张正斌介绍，从调查结果看，我国害虫发生地理界限北移、发生海拔界限高度增加，危害范围加大，危害程度加重。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小麦条锈病越夏区的海拔升高了100米以上，发生流行时间提早半个月以上。原来南方小麦主发的赤霉病和白粉病也已经成为了北方小麦的主要病害，稻飞虱和南方果树黄萎病的发生区域也明显逐步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扩大，草地螟在北方则连年爆发。这些都需要在促进农作物“北移”的过程中予以高度重视和应对。

　　张正斌认为，气候变暖对我国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影响主要在北方，“北移”的重点也在北方，这一点无论是从各省实例还是从对我国粮食生产连续13年丰收的贡献来看，都是如此。2021年，东北四省区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70.3％。因此，要抓住北方“北移”这个重点中的重点，抓住气候变化中的战略机遇期，趋利避害，进一步挖掘我国粮食和农业增产潜力，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下好“种植带北移”这盘棋。